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消防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消防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消防管理暂行规定》（1990年市人民政府令第27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标题修改为：“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消防管理规定”。
二、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外商投资企业（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下同）的消防管理，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职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三、将十六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需要，依据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组建专职消防队。”
四、将第二十条修改为：“对违反消防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及职工，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将第二十二条删除。有关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消防管理暂行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消防管理暂行规定

（1990年11月4日市人民政府发布 1997年11月25日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消防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修订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外商投资企业（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下同）的消防管理，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职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本市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必须遵守有关消防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三条 本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消防监督。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经理（厂长）为本企业的防火负责人，全面负责本企业的防火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消防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建立健全防火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三）领导本企业的消防人员；
（四）对职工进行消防知识教育；
（五）组织防火检查，完善消防设施，消除火险隐患；
（六）组织职工扑救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调查火灾原因。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根据本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及火灾危险性的大小，设立专职或兼职消防人员。专职消防人员必须具备消防专业知识，身体健康，并需向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备案，接受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
专职消防人员的职责是：
（一）协助本企业防火负责人履行消防职责；
（二）督促本企业有关人员整改火险隐患；
（三）研究制订本企业消防管理制度，参加研究处理消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四）审查批准本企业的临时用火、用电作业及电热器具、火炉等的使用；
（五）协助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处理违章行为和火灾事故；
（六）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提供本企业消防工作信息。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需要，依据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组建专职消防队。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新建、扩建、改建（含内装修）工程项目和搭盖临时建筑，必须按照《天津市建筑防火管理办法》和《天津市临时建造防火管理办法》执行。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多家合用的厂房、库房，营业场所，应设立专职消防人员，负责防火安全工作。专职消防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及办公费用，由各合用企业协商分别承担。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和防火灭火需要，设置消防器材、设施和中国消防安全标志。设置的消防器材、设施、标志，应标有中文和外方投资国家、地区通用的文字使用说明。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需要引进国外或港、澳、台地区消防设施和器材的，应事先将有关技术资料送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引进的消防设施、器材不符合中国国家技术标准的，不准安装使用。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使用、经营、储存、运输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必须遵守《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特点，制订岗位防火责任制和用火用电、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管理、消防器材维修保管等消防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制订的防火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经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认可。未经认可的，在处理违章中不作参照。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从事电工、电气焊和操作、保管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的人员，必须进行消防专业知识培训，取得《消防专业知识合格证》后，方可从事操作和担负保管职责。《消防专业知识合格证》由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统一印制和发放。
国外和港、澳、台地区人员在本市外商投资企业中从事前款规定的工作，其原有的消防专业知识合格证件，须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考核换发。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有消防值班人员，并应设置与本企业相适应的通讯报警设备，具有及时发现、报告火灾的能力。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用于扑救外单位火灾或外单位用于扑救外商投资企业火灾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之间扑救火灾所损耗的消防器材、灭火剂等物品，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核定后，由起火单位负责向救火单位补偿。
第十七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存在火险隐患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及时发出《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企业防火负责人应按照《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的内容加以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
第十八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随时有可能发生火灾危险的外商投资企业，应责令立即整改；在紧急情况下，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有权责令企业将危险部位停产、停业、停工整改。
第十九条 规划设计部门制订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规划设计时，应依照有关消防法规，会同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制订消防供水、通讯、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的规划，并将其纳入开发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逐步实施。
开发区应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建立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仓库，承担开发区区域内企业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的储存业务。
第二十条 对违反消防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职工。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台胞投资企业的消防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25日
　　　　　　　　困境与出路：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与契合
　　　　　　　　　　　　　　——以司法裁判中常情常理的运用为视角


引言
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长和矛盾多发期转型社会的来临，民意与司法的碰撞或交锋此消彼涨，比如在许霆案、天价过路费案等案件中都存在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冲突问题。在这些案件中，都隐藏着司法博弈中公众复杂的愿望或诉求。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时如何尊重并且引导民意，实现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契合是当前法院工作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种考虑，本文决定以司法裁判中对常情常理的运用为视角，对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与契合的困境与出路展开一些研究。

一、问题之提出

（一）案例透视

案例一：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南京某公交车站。当时两辆83路公交车一前一后紧挨着靠近站台，由于前一辆83路公交车乘客较多，徐老太准备赶乘后面一辆83路车，彭宇也从前一辆83路车后门下车。突然，徐老太跌倒在站台附近。彭宇将徐老太从地上扶起直到徐老太儿子赶到现场，随后彭宇同其子一起将徐老太送往医院。经诊断，徐老太左股骨颈骨折，后经手术治疗花去医药费4万余元，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2007年3月底，徐老太起诉彭宇，称是彭宇将自己撞倒在地，要求彭宇赔偿各种费用共13万余元。而彭宇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徐老太扶起并一直陪同其就诊。2007年9月5日，鼓楼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彭宇承担40%责任，赔偿徐老太各项费用共计45876.36元。

在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法官较多地依据常情常理判断和推理，多处使用了“从常理分析”、 “显然与情理相悖”、“最符合情理的做法”之类的措辞，作为推论的前提，从而得出彭宇与徐老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最终适用公平原则判决彭宇承担40%的责任。法官运用了诸如此类的常理：“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并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一审法官作为判案依据的所谓“情理”是否真正的常情常理？在笔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二）司法困境——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

彭宇案一出，全国舆论哗然，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好人不能做，对法院“依常理”的判决深表质疑及愤慨，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受到极大的冲击。近来发生的小悦悦事件 等路人冷漠不敢帮扶的类似事例频现媒体，令人深感痛惜，而这些现象与彭宇案的持续社会影响存在较大的关系。

透过当前社会的一些案例，我们发现民意的汹涌让司法正承受越来越重的压力，司法与民意正在发生碰撞，社会道德受到拷问，社会良心受到煎熬，司法与民意的终极目标虽然都是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然而如何保持二者在追求公正目标上的一致性的同时，实现和谐的契合，减少现实的冲突，法官在坚持依法断案的同时，如何适当地顾及常情常理，尊重引导民意，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概念之审视

（一）常情常理之内涵

西塞罗说过“法律是最高的理性”，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的理由及结果均应符合社会生活常情常理，即符合多数人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的法律，绝不应该对其做出根本背离老百姓所共同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由此可见，常情常理在现代法治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常情意为“通常的心情或情理”，常理意为“通常的道理”，而情理则意为“人的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一般来说，常情常理应具备以下四层意思：一是为最广大的社会民众长期普遍认同与遵守。二是为一个特定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最基本的知识、价值观念、是非标准、行为规则、伦理要求，是集体利益与意志的体现。三是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与检验。四是其内涵须随着社会情况的变换而变化。法官在裁判时，应厘清常情常理的含义，才能作为考量的前提，而避免发生上文提到的彭宇案法官出现的并非依据常情常理作出的不正确推断。

（二）司法中之民意

民意历来是司法裁判者在裁判案件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意，顾名思义为民众的意愿，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意为“人民共同的意见和愿望”。所谓民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 根据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广义上的民意一般包括以下特征：一是民意的主体为多数。二是民意表达的是对某事物或现象共同或相近的意志。三是民意具有道德伦理色彩，建立在公众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准则之上。

司法领域的民意因其涉及到公平正义、是非曲直观念等价值准则，一般表现为普通民众针对重要的法律问题或某一具体案件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案件事实、所理解的法律以及所秉承的道德伦理观和朴素正义观作出判断后的意愿表达。 首先，民意并非个案当事人或者相关人员的意见，亦非某个社会团体或者媒体的意见，而是与案件并无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作出的意见表达。其次，民意表达的是对某个案件本身或者某个法律制度、法律问题的看法，而非笼统的。再次，民意的主体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而非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仅仅依据自身的好恶、朴素正义观作出的道德评价。最后，民意表达的是一种言论自由，一种情感宣泄，在社会中容易受到人云亦云的影响，具有非理性色彩，不存在稳定性。

三、 路径之探索——民意与司法之契合

（一）明确法官依常情常理断案的范围

1、事实的判断和事实的推定应符合常情常理。

案件事实无法重现，法官只能通过审理案件，尽可能地还原接近客观真实，在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判断和推定时，法官必须根据法律和生活经验，基于公众的一般性常识，作出合理的判断和推论。

案例一：二被告于甲、于乙系亲兄弟。原告刘某与于甲系夫妻关系，二人在北京市房山区某村有4间东房，2011年4月，刘某想在院中再盖几间房，这时刘某得知，2000年于甲在未征得其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将此院内的3间东房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于乙，2001年于甲、于乙补充签订协议。刘某以于甲未经自己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起诉要求判令二被告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于甲答辩称，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于乙辩称，于甲卖房完全是刘某的主意，且刘某一直在某村居住和生活，卖房款都经刘某的手用于家庭生活，刘某称2011年4月才知道卖房的事是不可能的，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从身份关系上看，刘某与于甲系夫妻关系，二人一直共同生活在某村，于乙也在某村居住，虽然刘某未在协议上签字，但自2000年交付房屋、2001年交付房款至今10年左右时间里，刘某并未提出异议，应当认为是刘某对于甲房屋买卖行为的默许和追认。刘某对自己始终不知情的陈述，有悖生活常理，法院不予采信。刘某以于甲未经自己同意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确认于甲与于乙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2、证据的采信应符合常情常理。

法官常常会遇到当事人双方均举证不能或者不充分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况，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何决断，如何取舍，取决于法官的裁量，但裁量并非自由所为的，法官应依据案情和经验，在符合常情常理的情况下，进行分析论证，在裁判时作出具有实质性说服力的解释，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样才会令当事人及社会民众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