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规则主义及其对中国宪政之影响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Influence of Doctrine of Strict Rules on China’s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简介〕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我们必须克服它对宪政的消极影响，包括：宪法规范重实体轻程序，宪法实施依靠外在强制与监督，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人权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及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关 键 词〕严格规则主义 宪政 影响

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它曾是欧洲大陆法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司法观念。中国在近代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加入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列，自然也受到了这一司法观念的影响。其实，严格规则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近代中国正是因为具有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严格规则主义传统，再加之二者相近的国家主义观念、法典编纂观念及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审判方式，才加入了大陆法系国家行列的。[1]虽然从根本上说，我国宪法被排除在司法之外，但是，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宪法监督]的全过程以及人权保障、民主制度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宪政建设的偏离。研究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将有利于反思中国宪政的发展思路。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即成文法均具有严格规则主义的特点。首先，严格规则主义与公法、私法的划分传统相伴随。由古罗马注释法学派创立并为大陆法国家法律实践所强化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依据有二，其一是“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有的问题，仅就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不能在同一架天平上衡量而论，这类关系也要求其规定不同于私人间关系的规定。”其二是“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2]公、私法的划分与严格规则主义的关联在于：第一，这种法律分类“十分强调和相信形式上的定义以及定义之间差别的有效性和适用性”。[3]这是公、私法分类的逻辑前提，它构成了法律严格规则主义的实质意义。第二，私法自治理论的形成，促进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近、现代公法[特别是宪法]观念的产生。有关私法自治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十九世纪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的民法典中，这些法典被认为发挥着类似宪法的某些作用，[4]即对个人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强调，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私法自治的进一步要求，人们认识到“国家不再受神权君主的统治，应该按照符合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尤其重要的是有效地保证公民的自然权利，反对滥用权力”，[5]自然法学说是私法自治的理论表达。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私权的现代宪法观念，是私法自治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果。私法自治、宪政价值均通过严格规则予以实现，“19世纪的欧洲大陆基本上处于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时代。”[6]

其次，严格规则主义同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传统相联系。[7]大陆法历史中仅有的两次大规模法典编纂即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和19世纪欧陆诸国的法典编纂，都与严格规则主义相关联。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使罗马法失去了其体系的灵活性或适应性因素，并演变成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模式。[8]19世纪欧陆诸国法典的编纂，是查士丁尼法典编纂的“复兴”，但严格规则主义达到了顶峰。严格规则主义19世纪在欧洲大陆的盛行，深受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9]严格规则主义是成文法的内在要求，“成文法的形式即意味着立法者和司法者在人民的监督下立法和司法，防止立法的任性和司法的专横，给可能使性的烈马戴上了笼头”。[10]到19世纪下半叶，大陆法系国家发生了吸收自由裁量主义因素的变化，[11]并最终形成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并立的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式。[12]

严格规则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潜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法家主张法令要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13]法律由君主“独制”，法律的绝对权威即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意味着法律被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是君主意志的完全体现。这是一种在君主之下的严格规则主义，只对具体执行法律的各级官吏才有意义，君主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严格规则主义的实现，一方面依靠外在强制力，君主“抱法处势”，[14]官吏严于执法；另一方面依靠道德教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力图达到人人知法且自觉严格守法。由于中国“重刑轻民，以刑为主”的传统，严格规则主义在古代司法中主要体现为绝对法定刑主义，即立法者尽量在罪行与刑罚及其赎换刑之间确定一一对应的数量关系，力图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有人将之概括为“量刑的机械化”。[15]中国近代法制现代化是以法典的现代化为指归的，清末修律和当代的一系列立法，无不主要以法典现代化为诉求对象。法典化运动，一方面使传统中严格规则主义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因对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观念的“移植”而得到强化。[16]

严格规则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限于本文意旨及篇幅，笔者在此仅粗略分析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在具体分析之前，必须明确，我们不宜用是非对错来对严格规则主义进行价值判断。严格规则主义反映了一种追求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绝对统一、绝对和谐一致的法律理想主义，可以把它看作是法治的最高境界。强调严格执法与严格守法是其合理的价值内核，其偏差在于将这一合理价值绝对化。众所周知，近10余年来强调严格执法和严格守法对推动我国宪政、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最优方案都只能获得廉价的、理论意义上的喝彩而为现实所拒斥。”[17]严格规则主义几乎不可能真正实现，勉强施行必然带来消极后果。对宪政而言，其影响主要是：

1、宪法规范重实体而轻程序，重程序的外在价值而轻程序的内在价值。在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人们预期法典的运用将足以解决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问题。法官不折不扣地适用这些条文，他们只能简单地充当法律的喉舌。这被称为法官的“售货机模式”。[18]“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与机器无异”。[19]司法的关键是法典中实体规则的实现，程序附属于实体，仅仅是保证实体目标即程序的结果正确的工具，只要结果公正，程序过程无关紧要。严格规则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程序，而只是程序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在我国宪法中体现明显，现行宪法中实体规定非常完备，程序性条款却“过少不严密，过粗不细密”。[20]甚至在宪法学的研究中也“多注重国体政体、权利义务等实体部分，于程序问题不免有轻视之嫌”。[21]至于宪法程序的价值至今仍有人认为，“宪政的程序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22]人们似乎认为，正义问题在立宪和修宪即宪法规范中即已全部解决，程序公正与否以及是否有效益，是否尊重人的尊严等无关宏旨。

2、缺乏宪法主体间内在制约机制，宪法规范的实现依靠外部环境与外在监督，宪法主体须具有极高素质。这是由程序缺乏及程序工具观所导。“公正的程序本身就意味着它具有一整套能够保证法律准确适用的措施和手段，并且由此形成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23]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宪法程序的缺乏及对于宪法实体的从属地位，使宪法主体之间不能运用程序来进行博奕、交涉、协商从而达到有效制衡，宪法主体也不能因程序而自律。宪政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如下的条件：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自由的经济制度，民主的市民政治，人文的文化背景等。体现于宪法实体规定中的宪政目标须与外部环境协调一致，宪政主体严格行宪不是来自宪法本身的“依据”[如程序约束]，而是来自自由的经济、民主的政治、开放的文化甚至还有约定 成的习惯的支持。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及开放的文化是早期大陆法国家如法国等宪政一举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大陆法国家如中国虽经数十年努力至今仍未建成宪政的根本症结。②完善而有效的外在监督。缺乏程序主体之间的意思沟通或交涉，宪法主体得不到对象主体的回应，也不能通过对象主体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并检验宪政目标的社会效果。同时，由于缺乏主体之间的制衡及自律，宪法主体可能滥用权力而不自知。强化外在监督是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实行宪政的必然选择，也是严格规则主义本身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③公民须普遍具有高素质。宪政的目标寓于实体规定之中，宪法实体规定就是程序的结果。公民必须具有较高的宪法、法律意识与水平，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并找出宪法规范中的实体结果，否则宪法会被无意识违反，宪法权利被侵犯也不自知。公民的高素质，是宪政目标自动实现的保证。人人都是宪法专家，宪法条文方可能“严格”实施。中国当代正轰轰烈烈进行的普法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须指出，由于法律水平的不同，换言之即人们对法律特别是实体规定认识的差异，可能导致对实体结果正误判定的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对法律条文简明、确定性的不懈追求，是严格规则主义这一趋势的附产品。

3、宪法几乎被排除在司法之处，宪法悬置与“细则化”并存，缺乏违宪审查机制，修宪频繁，宪法权威低落。在严格规则主义下，立法者凭着对理性的盲目信仰，力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典体系，把法律的调节之手伸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追求详尽具体、无微不至的规定。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法国家的法典运动是其典型。[24]中国最近的几部宪法都力图对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作较完备的规定，1988年以来针对82年宪法的三次修宪都集中体现了经济制度方面的大幅度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严格规则主义的影响。法典越完备、越具体，其规定越难以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相协调。久之必然导致宪法规范悬置[即宪法规定由于客观条件变化或主观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最高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两个“批复”禁止在司法判决中引用宪法条文，其实这并不是我国宪法难以司法化的原因，而是严格规则主义的宪法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结果。如允许法院判决引用宪法条文，则必定允许当事人及其律师将宪法条文作为其主张之法律依据。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与程序，政府与法院将难以应付；同时，宪法条文本来就难以实现，司法化的结果只能是加剧或激化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因此，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势所必然。宪法实施的另一个理论由此得到强化：宪法与其他法律是“母子”关系，“子”法依据“母”法制定，是“母”法的具体化，“子”法的效力来自于“母”法，“子”法的制定即“母”法的实施。为保证宪法规范的落实，必须制定一系列完备、配套的法律，并予以严格实施。宪法的效力依托于这些法律，宪法的实施被置换为法律的实施，法律俨然是宪法的“实施细则”，我把这种倾向称为宪法的“细则化”。[25]宪法的“细则化”，严重侵蚀了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细则”实际上就是宪法条文的详尽展开和解释，而宪法本身规定的宪法解释则形同虚设。[26]依据严格规则主义的理论，“细则”严格依据宪法条文制定，因此，理论上不存在违宪之说，实践中也不存在违宪审查机制。违宪审查的缺乏，进一步使宪法的法律性及权威丧失殆尽，并最终使宪法沦为“政治宣言”。[27]而且，在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宪法与社会生活“短路”连接，“保守”、“落后”的宪法难以跟上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频繁修宪反映了宪法试图与时代保持一致的努力。“司法是法律完善的途径。”[28]宪法被排除在司法之外，缺乏违宪审查，宪法成为“圣物”，失去了在实践中说理、论证的途径，这极大妨碍了宪法自身及宪政学说的发展。

4、人权得不到切实保障，宪政民主的程度不高。人权的切实保障，是现代宪政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目标。在严格规则主义下，人权的保障大打折扣。上文提到的程序及违宪审查机制的缺乏、司法领域对宪法的排除，已揭示了宪法条文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实现的缘由，这自然包括宪法中的人权规范。严格规则主义对人权保障的影响，表现在：一是在观念上，大陆法国家宪法作为成文法律所具有的普遍性技术特点[29]使宪法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宪法常常在获得了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获得了普遍人权的保障而丧失了具体人权的保障。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功在比较英、法两国宪法史时指出，“英国宪法完全是历史的产物，是由于许多无意识的因素而形成的，”“法国的宪法则是有意识的产物”，“英国人追求的是经验的真理，而法国人追求的是绝对的真理”。[30]宪法作为有意识的产物，追求绝对真理，是大陆法国家宪法的共同特征，这也是大陆法国家成文法所具有的普遍性技术特点的反映。二是在实践中，人权的司法保障很不充分。在西方，一般认为，“一旦把人权托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31]而在中国，由于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宪法人权的保障并未进入司法。而且，即使经其他法律 “细则化”的宪法人权规范能够进入司法领域，也因为严格规则主义在司法过程中的贯彻，法官丧失了对具体人权、个别正义的衡平功能。确定性是成文法的另一个技术特点，[32]这与民主大异其趣。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的民主的根本特征是“所指对象的不确性”，即“在民主制度中，政治过程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参与者在包括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够肯定他们的利益最终将占上风”，“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反复进行斗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没有人能等待事后对结果加以调整，每一个人必须将其利益置于竞争和不确定性之下”。[33]作为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基本形式的成文宪法，处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内在紧张之中，宪政的关键便是在二者之间划定一个限度。然而，在缺乏完备公正程序，宪法权威低落且对违宪无恰当机制进行校正的情形下，宪法规范难以获得普遍遵从，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注释：

[1]具体分析参见郝铁川：《当代中国与法制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40—51页。

[2][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74页、75页。

[3]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8页。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转摘自肖金泉主编：《世界法律思想宝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28页。

[6][7][8][10][11][12][1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52页、193页、193页、133页、230页、314页、317页。

[9]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154—177页的分析。

[13]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157页。

[14]武树臣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6页“抱法处势”条：君主应以法为本，即“抱法”；集权于一身，即“处势”。该条还说：韩非认为“势”即君主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地位，是君主推行“法治”的保障。只有有“势”的君主，才能令行禁止。笔者认为，“处势”之君主是严格规则主义实现的最大外在强制力量。

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



大同市人大　
２００４０４０１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７日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依法确定执法主体资格，明确执法职责，规范执法行为，追究违法执法责任，加强执法监督的制度体系。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执法责任制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市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本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的各项工作。
　　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由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同级人民政府实行执法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章　执法主体资格
　　第六条　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第七条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取得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第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组织由市、县(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
　　同一法律、法规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执法机关并且需要明确各自职责的，由人民政府依法确定其执法责任。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的规定取得执法证件后，方可从事行政执法活动。
　　　　　　　　　　　　第三章　执法制度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法律知识学习考核制度，提高执法人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
　　拟由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人民政府任命的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进行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任职后也应当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法律知识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作为执法人员任免和奖惩的依据之一。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法律知识普及宣传制度，宣传相关的法律知识。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执法公示制度，将执法部门和执法岗位的执法依据、职责、程序、条件、时限、收费标准等向社会公布。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应当实行行政决策听证。行政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原则、公众自由参与等原则。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追究的范围、责任的划分、责任承担的形式和追究的程序。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对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行政管理秩序和执法效率，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实施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执法情况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每年二月十日前，将上年度本机关执法情况和执法责任制实施情况书面报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法制工作机构对本机关行政许可、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审核制度，规范性文件发布前的审查制度，行政执法监督和检查制度以及组织行政许可听证、行政裁决听证、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赔偿、行政执法争议调处等制度。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建立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
　　　　　　　　　　　　第四章　执法职责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法定职责，明确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正确履行执法职责。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阻挠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应当依法、高效履行法定职责，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情形；
　　（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超越管辖范围、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定的时限履行执法职责等应当作为而不依法作为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法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二）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相对人以及唆使他人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相对人；
　　（三）侮辱人格或者变相侮辱人格；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
　　（五）违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
　　（六）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裁决、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
　　（七）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擅自提高或者降低规费收取标准，违法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行义务；
　　（八）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刁难、勒索或者对抵制、检举、控告其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打击报复；
　　（九）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
　　（十）其他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弄虚作假、徇私枉法的行为：
　　（一）涂改、隐匿、伪造、毁灭、虚报浮夸、瞒报有关记录或者证据；
　　（二）出具虚假鉴定、勘验、评估结论；
　　（三）妨碍作证或者指使、支持他人作伪证；
　　（四）在治安管理处罚案件中，故意遗漏相对人或者主要违法事实；
　　（五）向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友或者有关人员通风报信、泄露秘密；
　　（六）为牟取私利，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
　　（七）共他弄虚作假、徇私枉法。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费"收支两条线"、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负责人不得对执法人员下达规费、罚没款收入指标，不得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行政规费或者罚没款收入。
　　　　　　　　　　第五章　违法执法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故意违法执法或者因过失违法执法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损失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责任人：
　　（一）承办人、勘验人违法执法的，由承办人、勘验人承担责任；
　　（二）因审核人、复核人、复议人、批准人更改或者授意更改事实、记录、证据、定性和承办人的意见而造成的违法执法的，由审核人、复核人、复议人、批准人承担责任；
　　（三）审核人、批准人或者批准机关未纠正承办人或者承办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造成批准错误的，由承办人或者承办机关审核人、批准人或者批准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四）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指使、授意或者暗示承办人违法执法的，由该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承办人承担相应责任；承办人能够提出事前曾经提出过正确的意见等免责证据或者事实证明的，免除承办人的责任；
　　（五）对应当提请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案件而不提请讨论，造成违法执法的，由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承担责任；
　　（六）经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作出的行政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其他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七）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维持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错误决定的，由该上下两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分别承担责任；上级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
　　（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实行执法责任制的；
　　（二）对违法执法直接责任人未予追究的；
　　（三）本机关违法执法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四）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五）在一年内同类执法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执法两例以上的。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对违法执法行为的调查，提出追究意见。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在法制工作机构提出违法执法责任的追究意见后十日内召集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确定违法执法责任和追究形式。
　　追究违法执法责任，应当由责任人所在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办理，需由上级法制、监察、人事工作部门作处理决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执法机关对违法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级机关报告。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责任人追究责任的方式分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通报批评；
　　（四）暂扣或吊扣行政执法证件；
　　（五）调离执法岗位；
　　（六）给予行政处分；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前款所列追究责任方式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第三十条　违法执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赔偿义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后，应当责令违法执法的责任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三十一条　对责任人作出责任追究处理决定后，处理机关应当及时将处理决定书面通知本人。
　　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复核和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执法出现过错的，可以不予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
　　（一）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明确而出现认识理解偏差的；
　　（二）定案后出现新的证据，使原认定事实和案件性质发生变化的，但故意隐瞒或者因过失遗漏证据的除外；
　　（三）因相对人、当事人过错或者不可抗力致使执法过程中事实认定出现偏差的；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不予追究执法人员责任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责任人自行纠正违法执法行为，执法过错责任轻微并积极减少损失，或者未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责任。阻碍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的，应当从重处分。
　　　　　　　　　　　　第六章　执法监督和考核
　　第三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有关机关控告、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认真核实查证控告、举报内容，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处理，并为控告、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所属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责任制工作实施层级监督和考核评议。
　　第三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按照下列规定对本辖区内本级行政执法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工作实施监督：
　　（一）听取和审议关于实行执法责任制情况的报告；
　　（二）依法组织开展执法检查、调查和视察；
　　（三）对执法人员掌握、熟悉法律的情况进行考试、考核；
　　（四）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主要负责人进行评议；
　　（五）下达《法律监督书》；
　　（六）对人民政府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七）依法提出询问和质询；
　　（八）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第三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视情节轻重可以作如下处理：
　　（一）责成有关机关自行复查、纠正违法执法行为；
　　（二）责成有关机关自行改正或者撤销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
　　（三）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四）根据质询、审查、调查或者审议情况，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五）依法撤销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六）向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提出撤销其主要负责人职务的建议；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理方式。
　　第三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收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提出的整改意见或者《法律监督书》后三十日内，将纠正的情况连同处理结果书面报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九条　新闻单位对行政执法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的情况可以进行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报道应当公正、客观、真实。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与落实情况列入全年工作目标的考核之中。
　　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考核办法由市、县(区)人民政府依据本条例制定。考核办法应当确定量化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