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邮电通信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邮电通信管理，保障邮电通信工作的正常进行，促进邮电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区域内的邮电通信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 发展邮电通信事业应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支持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加快本省邮电通信设施的建设，提高邮电通信能力。
第四条 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省邮电管理局是主管全省邮电通信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并监督本条例的实施。
市、地、县邮电局是本辖区主管邮电通信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本条例在辖区内的实施。
邮电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通信工作实行行业管理。
第六条 维护邮电通信畅通，保护邮电通信设施，是公民的义务。对违反邮电通信管理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劝阻或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章 邮电通信建设
第七条 各级邮电部门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邮电通信发展规划，报请所在地人民政府纳入当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
第八条 邮电部门应合理设置分支机构、邮亭、报刊亭、公用电话亭（箱）、邮筒（箱）；在较大的车站、机场、码头、港口、宾馆、住宅区设置公用邮电营业点；城镇主要街道根据条件设置昼夜服务的公用电话。
第九条 城镇新建公共建筑物和住宅楼需要安装电话的，建设单位应按邮电通信管线的设计标准，在建筑物内部预埋邮电通信管线。住宅楼各单元底层应安装与住户室号对应的标准信报箱。上述设施的费用应列入该建设项目投资总额。重要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和设施竣工验收应通知邮电
部门参加。
住宅楼未安装信报箱的，产权单位应予补设。
第十条 城镇改建地区的邮电通信发展规划，应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改建规模，统一纳入城镇改建规划。
第十一条 邮电部门建设邮电通信线路，应根据邮电通信发展的需要，逐步铺设地下管线。
第十二条 新建住宅区、较大的车站、码头、机场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应根据邮电通信发展的需要，预留邮电通信设施建设位置或提供邮电通信工作场所。
第十三条 新建或改建道路、桥梁、隧道、地下通道时，邮电部门应根据邮电通信发展的需要，与有关部门会商同步建设邮电通信管道或预留建设位置。
第十四条 修建邮电通信设施确需拆除其他建筑物或者改变其原结构的，邮电部门应事先征得有关单位同意，并负责拆建、修复或予以经济补偿。
第十五条 除救灾、抢险等紧急情况外，邮电部门需要在桥梁、隧道、地下通道、港口、机场、人防工程及其他建筑设施上附设（挂）邮电通信线路的，应征得建筑设施管理单位同意。被附设（挂）邮电通信线路的建筑设施不需要改变结构或不影响使用的，邮电部门可不支付费用。
第十六条 邮电通信设施附设（挂）在其他建筑设施上的，该建筑设施需要拆迁或改建时，由邮电部门自行迁移，建设单位应提供方便。
第十七条 电力部门应确保邮电通信的电力供应。邮电部门应自备应急电源。
第十八条 除因有特殊需要设置专用通信设施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应当尽量利用邮电通信设施，避免重复建设。
第十九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个人与邮电部门采取联合投资、联合建设等形式，发展邮电通信事业。

第三章 邮电运输的社会保障
第二十条 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单位，负有载运邮件的责任，保证邮件优先发运，并在运费上予以优惠。
第二十一条 邮电部门委托运输单位运送邮件，应与承运单位签订运邮合同，双方共同遵守。
承运单位在运邮过程中，应确保邮件的安全。
第二十二条 邮件增多超出正常运输计划时，邮电部门应提前向运输单位办理加车（船）托运，防止邮件积压。
承运单位因故临时停运或改变运行（飞行、航行）时间、停靠位置时，应及时通知邮电部门。未按规定预报，造成邮件积压的，由有关运输单位组织疏运。
第二十三条 邮电部门在车站、机场、港口、码头转运邮件，有关运输单位应统一安排装卸邮件的场所和出入通道。
第二十四条 执行职务的邮电工作人员和邮电专用车辆通过道路、桥梁、渡口、隧道时，有关方面应优先放行。
执行职务的邮电专用车辆，凭公安机关核发的通行证，可以不受禁行路线或禁止停车地段的限制。
第二十五条 执行职务的邮电工作人员和邮电专用车船在运递邮件途中有违反交通规则行为需要处理的，有关部门应先予以纠正或记录，及时放行。违章人员事后应主动到有关管理部门接受处理。

第四章 邮电通信设施的保护
第二十六条 邮电通信设施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破坏。
第二十七条 邮电部门应加强对邮电通信设施的维护和管理。邮电通信设施遭到破坏或损坏时，应及时组织修复，保障邮电通信的畅通。其他有关部门应予以配合和支持。
第二十八条 邮电通信设施包括：
（一）邮电局（所）、邮政转运站、报刊门市部（销售亭）以及其他办理邮电业务的场所；
（二）邮亭、邮筒（箱）、邮电标志牌、邮电专用车船以及其他邮电设备和用品；
（三）公用电话亭（箱）、通信线杆、电缆、管道、微波站、线务站、增音站、电信巡房以及其他电信设施。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邮电局（所）和邮筒（箱）、公用电话亭（箱）周围设摊、堆积杂物以及进行其他妨碍邮电通信的行为。
第三十条 建筑物内的邮电通信管线和建筑物附设的信报箱等邮电通信设施，未经邮电部门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占用或移作他用。
第三十一条 因建设需要拆迁或改建邮电通信设施的，建设单位应事先与邮电部门协商，落实迁移场所，并承担相应费用。
第三十二条 安装、使用可能危及邮电通信设施安全或对邮电通信有干扰的线路、设备，有关单位应事先与邮电部门协商，并按国家规定标准落实技术安全措施，承担相应费用。
输电线路需要与邮电通信线路交越的，应保持规定的距离，确保邮电通信线路的安全。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国家规定的邮电通信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钻探、堆物、开挖、砍伐、建筑等施工作业。确需施工的，应事先与邮电部门协商；可能危及邮电通信设施安全的，在采取必要技术安全措施后方可动工；施工时，邮电部门可派员监护。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专用邮电通信线杆上架设其他设施。确需架设其他设施的，应事先征得邮电部门同意，并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五条 邮电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对地下、水下通信电缆等隐蔽邮电通信设施和天线杆塔等高空邮电通信设施，设置明显、牢固的标志。
严禁在设有水下通信电缆标志的水域内抛锚、拖锚、挖沙以及进行其他可能危及水下通信电缆安全的作业。
第三十六条 在微波通道净空控制范围内，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新建影响邮电通信的高层建筑物。
在微波通道净空控制范围内，根据城市建设规划确需新建高层建筑物的，除经城建规划部门批准外，还应事先征求邮电部门的意见。有争议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三十七条 绿化植树与邮电通信线路应保持规定的距离。架设邮电通信线路应注意保护树木。邮电通信线路安全可能受到树木自然生长影响的，管护单位或个人应及时修剪。对危及邮电通信线路安全的树枝，由邮电部门会商有关部门修剪，被修剪的树枝不予补偿。
第三十八条 除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指定的收购单位外，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回收邮电通信器材。

第五章 邮电通信的经营管理
第三十九条 邮电工作人员应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守职业道德，坚持文明服务、优质服务。
第四十条 邮电局（所）应在营业窗口公告营业日和营业时间、经营的业务种类及资费标准，在邮筒（箱）上标明开取频次和时间。需要改变营业时间、业务种类或信箱开取频次的，应经上级邮电部门批准。
第四十一条 邮电局（所）不得擅自停办国家和省邮电管理部门规定应办理的邮电业务。因不可抗力或特殊原因需要暂时停止或减少办理部分邮电业务的，应经上级邮电部门批准。
第四十二条 邮电局（所）不得收寄禁止邮寄的物品。发现违禁物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 邮电部门应按照省邮电管理局规定的时限投交邮件、电报，并按收件人地址、信报箱号码准确及时地投递。
用户单位新建、合并、撤销或迁址的，应及时通知当地邮电部门，避免造成邮件、电报的延误。
第四十四条 邮电部门受理安装电话、用户电报、传真等申请，应根据机线条件、先后顺序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安装，并提供维修服务，保障邮电通信的畅通。
第四十五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邮电部门可以按有关规定开办地方性邮电业务，所收费用用于当地邮电通信建设。
地方性邮电业务的资费收取标准，应报经当地县级以上物价、财政部门批准。
第四十六条 邮电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无故拒绝办理、拖延办理或违章办理邮电业务；
（二）收取规定外的费用或收受用户馈赠；
（三）刁难用户或勒索用户财物；
（四）损坏或丢失经管、投递的邮件；
（五）利用邮电专用车船违章夹带邮件以外的物品；
（六）其他违反邮电法律、法规、纪律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邮电通信服务应接受社会监督。邮电部门应设置监督电话和用户意见箱。对用户意见要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用户。
第四十八条 邮电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非邮电部门不得经营信件及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物品的寄递业务，不得经营公用电信业务。
邮电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公用电信业务和代售邮票业务。
非邮电部门不得使用“邮电”字号设立商店、工厂、服务部等。
第四十九条 专用通信设施需要进入公用通信网的，应符合进网标准和有关规定，并经邮电部门核验。设置专用通信设施的单位应承担相应费用。
用户自行购置的通信设备要求进入公用通信网的，应符合进网标准，并经邮电部门核验。邮电部门应向用户提供有关技术咨询服务。

第六章 奖 惩
第五十条 对有下列事迹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邮电部门给予奖励：
（一）协助邮电部门维护、抢修邮电通信设施，保护邮件安全，作出显著成绩的；
（二）发现破坏邮电通信设施行为或利用邮电通信设施从事违法活动，及时制止或检举报告的；
（三）发现邮电通信设施隐患及时报告或排除险情的；
（四）在邮电通信设施科学研究中有发明创造的；
（五）在邮电通信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或在邮电通信服务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以及其他人为因素损坏邮电通信设施的，应责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退还收寄的信件、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和收取的资费，并处以罚款。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邮电部门予以处罚：
（一）伪造邮电专用标志、邮电标志服、邮电专用品的，处以一千五百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有关物品；
（二）以营利为目的，擅自仿印邮票图案或印制带有“中国人民邮政”字样的明信片和集邮品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非法所得和物品。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邮电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邮电部门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应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的决定的，处罚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破坏、盗窃邮电通信设施的；
（二）明知是偷盗的邮电通信器材而非法收购的；
（三）毁弃、隐匿或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的；
（四）妨碍邮电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第五十六条 邮电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第五十七条 邮电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没收非法所得外，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毁弃、隐匿、私拆、盗窃邮件、电报的；
（二）贪污、挪用、冒领用户款项或勒索用户财物的；
（三）利用工作之便走私、投机倒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邮电管理局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1990年7月14日
从税收法定主义看我国税收立法之不足

内容摘要：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本文阐述了该原则的具体内容。以该原则为对照，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存在着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过大；立法粗疏，兜底条款偏多等不足之处，且税收执法中追溯执行较为普遍。这均与税收法定主义不符。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现阶段确立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立法 立法缺陷 立法构想










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法理论基本原则之一，为世界各国税法所吸纳。目前，我国税法尚未全面体现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税收立法及执法中确立这一原则，对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提高我国税收法律地位，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渊源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亦称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思想和实践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其起始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当时，伴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英国国王的王权逐渐受到议会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制约。在1215年著名的《大宪章》中，议会迫使国王同意：“一切盾金及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许课税。”此即为“无承诺不课税”原则(1)。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第４条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为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非法。”(2)从而确立了课税的立法权为议会专属。
1764---1765年，美国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率先做出决议：对人民课税依人民自身所为或他们的代表所为是防止过重课税的唯一保障，唯有人民代表才知道人民能负担何种租税，何种征税方法最易为人民接受。此即为“无代表则无课税”原则(3)。1787年的美国宪法全面贯彻了这一决定，国家租税的赋课征收权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力被赋予联邦国会。
法国于1789年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4条明确宣布：“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代表来调查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表示同意，有权监视其用途及规定税额、税源、征收方式和期间。”(4)以宪法的形式把赋课及征收租税的权力交给了人民及其代表。
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如日本宪法规定：“课征新税或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5)比利时宪法规定：“一切租税都依照法律征收，除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向公民征收国税、省税和市人镇税以外的一切杂税。”(6)
作为现代各国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税收的构成要素只能由法律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只能由法律明定；没有法律依据，国家不能征税，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该原则摄含两方面要义：一是对政府征税权的制约。税收乃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国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为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就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集中资源，课税即为主要形式。缴税便是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国家这种强制性权利如果不受有效控制，就可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从历史上看，国家征税权的范围和界限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关系中冲突最激烈、矛盾最突出的领域之一，而税收法定主义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这种矛盾冲突的基本框架；二是税收法定主义还在于给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法律行为提供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现代社会，税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民绝大多数经济行为都不得不将税收作为一条重要的指标纳入自己决策的参考因素。因而，预先知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将会有什么样的纳税义务，对公民的生活具有重要效能。而税收法定主义恰好能满足公民这一愿望，使之能在遵从税法规范的前提下凭个人理性和智慧去追求正当利益。
（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基本内容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内容，学者的理解大同小异。根据其起源及含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课税要素法定　其实质上所要解决的是税收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实体法和程序法，就像法制的两个轮子，二者不可偏废。”(7)故课税的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都必须由民意代表机关制定，即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没有法律的规定，政府无权向人民征税。引申而言，凡涉及人民财产权的一切课税要素，都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而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决定，是为法律保留；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所作出的一切征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和执法机关不得执行，是为法律优先。
2、课税要素明定　凡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及征收程序的规定，都应当尽量地明确，避免出现歧义，以此保证税法能被准确地理解和执行。其要义在于防止税法中出现过于一般或过于含混模糊的概念和条款，减少因税法解释被滥用而发生侵害纳税人权益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给予有效限制，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按照课税要素法定的要求，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执法权都是一种法定权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则是一种“自由”的权力，稍有不慎，就会滋生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象。而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行政违法导致的后果。因此，在税收立法中，应尽可能地使所使用的概念和所制定的条款意义明确，表达准确，并不得设置允许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条款。
3、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法定　系指当课税要素得以完全满足时，税务机关就必须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程序依法征税，纳税人亦必须依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方式缴纳税款。根据这一要求，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没有减免税的自由，更没有不征税的自由。它无权选择纳税人，更不得与纳税人达成任何变更课税要素或征税程序的协定。如此，则构成违法；纳税人如果不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方式缴纳税款，则构成违反税法的事实，将依法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　法律制度一般是适用将来的，溯及既往与现代法治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法无明文不处罚不符。就税法而言，溯及既往的条款将破坏税收法定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税收法定主义所容纳。但溯及适用对纳税人有利的应该除外。如《俄罗斯税法典》规定：“任何税法的修改，不得溯及执行，对纳税人有利的应该除外。”(8)禁止类推乃模拟刑法罪名法定原则。一般而言，税法条款是刻板的、教条的，而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鲜活的。任何法律，都难以涵盖其所要规范的全部社会生活，且其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又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故在实践中，禁止类推适用将可能削弱税收负担公平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若不禁止类推适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且类推适用仅仅是形式上的法律适用，而实质上却为其行使无此权限的立法权，因而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相悖的。
二、我国目前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前文述及，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国家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该原则的理论渊源，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学说。该学说反对君权神授而力主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任何人必须服从他人的权威。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完全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及行为方式。但是，自然状态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没有保障。因此，人们便相互缔结契约，个人都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公共机关，于是便建立了国家和政府。个人让渡给政府的部分财产权利即是赋税。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且永远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主权及其派生的税权当然也属于人民。这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主权在民”是一致的。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性质与资产阶级国家有所不同，但关于税收的地位和性质的原理是相通的。故在我国税收立法及执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9)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制定法律的形式代表人民行使税权。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作为国家主权派生的税权，也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2003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第8条第8项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制定。
但是，对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立法寥寥，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充斥
我国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只有寥寥几部，绝大多数为行政机关制定。这与税收法定主义所强调的税收法律应由民意代表机关制定不符。自1980年至今，作为税收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只有两部。一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于1995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修改。而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约30多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另外，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更是多如牛毛(10)。由此可见，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权。这一现象的产生，导源于1984年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1984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不难看出，这是一份无期限的空白授权书，结果，因这一纸授权书，造成了行政立法逐渐蚕食立法机关立法权的局面，且造成以下弊端：
1、导致我国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法律级次总体较低,影响税法的效力。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崇高的地位，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军事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11)。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可以从立法主体上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有利于发挥国家强制力对税法实施的保障作用。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才有领导、指挥、监督国家强制力的职权，有利于统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相互协调配合，共同负责实施税法。如果主要以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在上述诸方面必将大打折扣。
2、行政机关立法随意性大，稳定性差。由于行政机关立法程序比较简单，加之我国封建文化底蕴浓厚，这种文化底蕴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及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长官意识而导致随意立法，从而使所立之法稳定性差，且很难博得社会的认同，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和成本。特别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集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金的使用者为一体，这就决定了其关注更多的只能是自身职能的需要和税收法律规范的秩序价值。
（二）现行税法规范兜底条款偏多，立法粗疏
我国现行税法特别是实体法存在兜底条款偏多、表述不清及概念模糊等现象，而兜底条款又均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确定，这不仅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关于课税要素应由法律明定之规定，也不利于税法的贯彻执行。例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扩大。该税种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纳税人最多的税种，同时也是征管难度最大、税款流失最为普遍的税种之一。究其原因，与作为规范该税种的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立法粗疏不无关系。该法仅区区14条、1500余字。其中构成税法主要要素的课税对象(12)、免税对象(13)、法定减征情形(14)都规定了兜底条款，并明文规定由行政机关解释确定，并且对直接影响税负的扣除标准(15)及程序要素中的征缴方式(16)均规定由行政机关明确。据笔者粗略统计，仅1994年1月至1998年10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安徽省地税局制定的关于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达158件，约16万余字。“落一叶而知秋”。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规范之粗疏。这一现象的存在，造成了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规范不解释几乎无法据之执行的局面。于是，实践中作为税务机关直接执行依据乃财政部和各级税务机关制定发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同时，又因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律规范中存在着层层授权的现象，又导致各地执行内容差异性较大，直接破坏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三）税务机关兼有税收立法权和税法解释权，致使追溯执行普遍存在
自1994年始，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横的方面看，税务机构自省级以下（含省级）分设为国家税务局系统和地方税务局系统。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地方税务局系统则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从纵的方面看，我国税务机构设置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一致，即国家税务总局、省级税务局、市级税务局、（市）县区级税务局和税务所。税收法律规范的主要执行机构乃县级及县级以下税务机关。由于国务院在实行分税制时强调：“中央税、共享税收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17)加上当时推行新税制时相当仓促，致使新税制操作性不强，以至于不得不由国家税务总局或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财政部发文对新税制进行大量补充。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补丁税法”。由于我国税务机构设置达五级之多，故最高税务机关制定的涉税规章和涉税规范性文件到达主要执行机关---（市）县区级税务局及其以下税务所时，短则1月有余，长则达1年之久。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目前我国税收执法中普遍存在着追溯执行的可能。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税收立法无关，实质上却恰恰是由于我国最高税务行政机关拥有税收立法权这一与税收法定主义不符之现象所致；另一种追溯执行则是由最高税收行政主管部门所制定的涉税规定本身所致。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0年7月18日发布的《关于对青少年活动场所、电子游戏厅有关所得税和营业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0]021号）第二条规定：对电子游戏厅一律按20%最高法定税率征收营业税，第四条则规定一律调高50%的个人所得税定额。但文件最后却强调上述规定自2000年7月1日起执行。这种追溯执行显然加重了纳税人负担，于纳税人无利，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关于追溯执行须对纳税人有利之要求，因而与税收法定主义相违背。
三、确定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发展目标，加之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乃大势所趋。1999年青岛市路小军涉税诉讼案中，其律师张涛对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表示置疑。他认为：（1）原告路小军所得3万元系被侵权而获得的“赔偿金”，而我国现行税法中没有赔偿金应纳税的规定。（2）国家税务总局对路小军适用税法之个案批复无效。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十一）项规定：“其他所得是否纳税，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复属越权行为(18)。无独有偶，2003年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杜力夫教授对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并明确宣布将为纳税人维权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他认为：《办法》中规定企业广告费用支出不得高于同期营业收入2%同样属于越权行政，越权当然无效。因为这一比例的确定应属企业财务制度调整范围，而该方面主管乃财政部而非国家税务总局。并同时指出，国家税务总局自行制定直接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涉税政策又指令所属下级税务机关执行，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19)。以上表明，改变目前我国税收立法现状已迫在眉睫。笔者认为，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现阶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制定《税收基本法》，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
我国宪法仅在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种规定没有、至少没有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因为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于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由谢怀?蜓芯吭苯樯艿轿夜?吹模??中邢芊ㄔ?982年制定时当然无从体现尚未有所认识的税收法定主义(20)。因此，制定《税收基本法》，对税收、税法中一些基本问题作出规定，并对我国税收法定主义作出明确表述，准确划分税收立法及执法权限，对税收法律规范的效力及立、改、废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使其成为我国税收法律规范的母法。对上能够与宪法相衔接，对下能够统领和指导其他的税收法律规范。鉴于该法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代表赞同方能通过。
（二）立足现状，通过立法程序将现行较为成熟的实体性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层次
各种实体性税收法律规范直接规定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多寡而与纳税人自己及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理应为税收基本法律。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8项之规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制定。故应依法将国务院制定的各种税收实体性法律规范，依立法程序使之上升为法律，提升税法级次。国务院及财政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只能根据税法制定实施细则。鉴于这些执行性细则、规章有解释税法的功能，为防止其背离甚至任意歪曲税法原意，必须根据《立法法》和《税收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细则、规章进行限制，使税法不因“二次立法”而面目全非。此外，考虑到目前我国尚处在改革阶段，经济生活复杂多变及税收法律规范技术性较强等特点，有必要允许授权立法的存在，但每次授权都要向社会公开授权理由，且授权仅限于个别事项，做到授权内容明晰，语言精确，期限明确。同时建立对被授权机关的立法监督机制。首先，对其所拟草案由授权机关进行初审，及时纠正其偏误。其次，规定被授权机关所拟草案须经授权机关批准方可生效。最后，明确规定取消授权的各种情形。
（三）提高立法技术，力求条款缜密
１、提高立法透明度 　首先，在各级税务机关增设纳税人服务处，长年受理纳税人有关涉税情况反映，包括对税收立法的倡仪、立法目的的确定及对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看法及观点等。然后由各级税务机关定期汇总至立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制定立法规划的依据之一。其次，由立法机关采取特定的方式和渠道，广泛公布有关税收立法信息，使立法过程直面社会。对于在什么环节征税、征多少税以及减免税等重大问题上，都应充分征求广大公民意见，确保民众对立法事项的了解和立法过程的参与，包括纳税人可经法定程序对税法议案提出质询。最后，应在大众媒体上刊播税法草案，提请纳税人在特定的时间内采取特定方式表达其对草案的修正意见，并定期公布受理情况及拟处理办法，以确保广大公民参与立法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