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0年3月1日，某贸易公司向某灭火公司出具《借条》一份：今有某贸易公司从某灭火公司处借到15万元整，定于2000年8月31日前全数归还。同日，刘某与某灭火公司签订《保证协议》一份，约定：为保证借款人某贸易公司2000年3月1日向某灭火公司的借款15万元能够如约归还，双方一致同意，刘某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如果借款人某贸易公司没有在2000年8月31日之前偿还该借款，刘某有义务代其偿还。某灭火公司可以直接从刘某的劳动报酬中直接扣缴，而无需另行通知借款人。借款到期后，某灭火公司多次向某贸易公司催要借款未果，遂向刘某要求还款。刘某自2000年8月31日至2006年8月31日期间分五次向某灭火公司累计还款15万元（其中，在2002年8月31日之前两次还款6万元，之后三次还款9万元）。刘某为此于2008年8月20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某贸易公司向其支付代为偿还的借款15万元。某贸易公司则以在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刘某没有取得该公司的同意仍然还款、并且刘某没有积极行使抗辩权为由，拒绝给付。
【分歧】
对于本案的处理，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刘某有三笔还款发生在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之后，在某贸易公司不同意偿付的情况下，刘某要求对此部分还款行使追偿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对刘某在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前承担保证责任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因此，应当判决某贸易公司偿付刘某6万元，其余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第二种意见认为：由于债权人某灭火公司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刘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某分期分批对其进行了偿还，现刘某依据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向某贸易公司追偿，并未超过追偿权行使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合法，应当予以支持。某贸易公司以刘某超过主债务诉讼时效仍然还款没有取得该公司同意的抗辩理由，因刘某于保证期间内开始承担保证责任，并且分期分批偿付了同一笔债务，其主债务诉讼时效不应视为届满，故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应当判决某贸易公司给付刘某15万元。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追偿权是法律规定的保证人对债务人享有的有别于原主合同以及从合同的权利，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当另行计算。
根据通说，在前述借款合同关系中涉及三类法律关系：某贸易公司与某灭火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主合同、主债务关系）、刘某与某灭火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从合同关系）、刘某与某贸易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前两种合同关系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而产生，权利义务一般依照合同内容来确定，而第三种法律关系属于保证合同的原因关系，通常包括合同关系、无因管理关系以及赠与关系，一般情况下不应当受到主合同和从合同内容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追偿权的取得基于法律规定以及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只要保证人没有重大过错，其因承担保证责任所致的损失应当由债务人赔偿，并且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保证人实际清偿主债务之日起计算，不得与主合同或者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相混淆。
由于保证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由此可见，一般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并非处在保证期间之内或者简单地从保证期间届满之日起推定债权人对保证人丧失诉讼时效。而连带责任保证的诉讼时效则应当从保证期间内的某一点（即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时）开始计算。
本案中，由于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直接从保证人的劳务报酬中扣减，所以，并不涉及债权人起诉的问题，也不涉及主合同与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仅仅涉及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何时取得追偿权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该追偿权的取得应当从保证人对主债务清偿完毕之日起计算，即从2006年8月31日的次日开始计算2年，至2008年8月31日届满。保证人刘某于2008年7月20日提起追偿权诉讼，法院应当做出对保证人刘某有利的判决。
应区别保证人未行使相关抗辩权利的不同情况，给予保证人追偿权的行使较通常意义上的诉讼时效为宽松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一方面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在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等等情况下视为连带保证责任的对债权人有利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基于利益的平衡规定了保证期间、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一般保证的先诉抗辩权、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权让与保证人在原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债务承担未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等等有利于保证人的法律制度。但是，赋予权利与权利的行使是两回事，当事人并不一定必然沿着法律规定的权利道路行进，尤其保证合同的签订以及履行，一般主要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其它的业务合作关系。司法实务中，很少见到单纯的陌生人之间的保证，并且也很少见到从保证合同中渔利的情况，因此，保证人更多考虑对自身信用度的维护以及与债权人甚至是相关知情人的合作关系的保持，不轻易动用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的抗辩权也是常有之事，法律不应因此对保证人科以不利益。同时，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观点出发，债务人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事实上取得了自己因债不履行的利益，如果不能从诉讼机制上给出倾斜，等于法院漠视这种不当利益的获得，而于社会诚信体系构建方面却无能为力，这显然不符合法院以公平正义为担当的角色要求。再者，对连带责任债务人（事实上，在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关系中，应当视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为连带债务人）之一行使请求权仍然能够对主债务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所以，笔者认为，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以及在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内承担保证责任后的追偿权不应当受到主债务诉讼时效的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时必须具有正当性并且尽到一般善良人的注意义务，如果超越保证责任范围给付，那么只能依据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请求债权人返还，而不能要求债务人予以负担，对此，担保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保证人自行履行保证责任时，其实际清偿额大于主债权范围的，保证人只能在主债权范围内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还有，如果债务人认为债权人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或者债权人针对债务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此法律事实已经通过书面等方式向保证人及时告知的，且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并没有向保证人提出请求，此后，保证人应债权人的请求没有征得债务人的同意而进行的给付，不能说具有合理性。因为，虽然保证合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仍然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债务人已经明确提出对债权人的抗辩，且保证人已经知悉，此时再行给付就没有了主合同的依据。但是，如果保证人并不知情，或者保证人与债权人另有约定，或者保证人在经济方面处于债权人的实际控制之下（比如保证人预先于债权人处存款、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本案中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等，债权人可能以对保证人存在的其它给付义务来抵销对债务人的债权），诸如此类情形，保证人并无拒绝给付的可能，也无从行使所谓的主合同与从合同诉讼时效抗辩权。因此，不应免除债务人对保证人的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