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煤矿的环境监管/赵华栋
时间:2024-06-26 10:32:58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273
刍议煤矿的环境监管
【作者简介】
赵华栋，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联系电话：13834136500 ，E-mail：btbuzhd@163.com。
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资源保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煤炭资源保护认识不足，对环境和生态保护重视不够，从而形成了煤炭工业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在造成煤炭资源严重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在一些地区已表现的十分严重。针对这一现状，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用法律的手段对煤矿进行环境监管便显的十分必要。
一、煤矿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严峻
长期以来，我国对煤炭开发采取了“大、中、小型煤矿并举，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导致乡镇、个体煤矿迅猛发展，而这些小煤矿大多布局不合理，设备简陋陈旧，技术力量薄弱，环保措施不到位，其回采率仅10％，远远低于国家规定，这种“掠夺式”的乱采、滥挖使宝贵的煤炭资源遭到严重浪费，并且造成了当地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煤矿造成的环境问题大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采空塌陷加剧生态恶化
多年来，由于煤炭开采沉陷造成我国东部平原矿区土地大面积积水受淹或盐渍化，使西部矿区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剧。据东方网 2005年 1月7日报道，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在其已完成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对策研究》中统计的数据是截至2004年12月3日，全国煤矿累计采空塌陷面积超过70万公顷，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500亿元。我国重点煤矿，平均采空塌陷面积约占矿区含煤面积的十分之一。 其中，山西作为产煤大省，是采空塌陷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全省共1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就达2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目前，采空区中6000平方公里的地域已经遭受了地质灾害。 大面积的地质灾害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近10年来，山西省因地质灾害已造成500多人伤亡。另据统计，1980～1999年的20年间，山西生产原煤34.1亿吨，相应的采空塌陷面积达到8.18万公顷，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2.51亿元。由于采煤，山西省每年新增加塌陷区面积约９４平方公里。近二十年的能源基地建设，大规模开采煤炭，造成矿区土地塌陷、地表扰动等地质灾害。截至目前，山西省矿区面积累计已达８０００平方公里，其中采空区面积约占５０００平方公里，引起严重地质灾害的区域达２９４０平方公里以上。发生地质次生灾害的范围波及１９００个自然村，涉及９５万人。据调查，仅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全省因煤炭开采就有４０余万亩水浇地变成旱地，平均每年４万余亩。 在黑龙江省，采煤业的发展致使其土地塌陷问题也较为严重。七台河矿区从1958年开始开发，在50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市下沉2.5米—6.5米；鸡西矿区经过80多年开采，已形成地表采煤沉陷区193平方公里；鹤岗矿区有63.73平方公里的沉陷区，其中最深的地方下沉了30米，在地面上造成6米多的裂缝，而且现在仍在以每年1.3米的速度下沉。
（二）水位下降造成供水紧张
煤炭开采除了造成采空塌陷外，还危及地下水资源，加剧缺水地区的供水紧张。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矿井水、洗煤水和矸石淋溶水等未经完善净化就被直接排放，对周围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仅山西省水资源的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300个亿。公开资料显示，山西省社科院从20世纪80年代起，曾经多次对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进行过核算。核算表明，山西省每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大约占到GDP的15％左右，而新增的GDP大约只有9％左右。据调查，全国96个国有重点矿区中，缺水矿区占71％，其中严重缺水矿区占40％。随着煤炭开采强度和延伸速度的不断加大提高，矿区地下水位大面积下降，使缺水矿区供水更为紧张，以致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大量地下水资源因煤系地层破坏而渗漏矿井并被排出，这些矿井水被净化利用的不足20％，对矿区周边环境又造成了新的污染，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统计，我国煤矿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占全国总废污水量的25％。同时地下水位的严重下降，也使区域内的作物大面积减产，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严重危害农业生产。
（三）废气排放危害大气环境
煤炭开采导致废气排放，危害大气环境。因煤炭开采形成的废气主要指矿井瓦斯和地面矸石山自燃释放的气体。据统计，我国每年从矿井开采中排放甲烷70～90亿立方米；矿区地面矸石山自燃释放出大量含SO2、CO2、CO等有毒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并直接损害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我国目前国有煤矿共有矸石山1500余座，其中长期自燃矸石山389座，严重污染了矿区和周边地区的大气环境，影响着周边居民的身心健康。
二、对煤矿进行环境监管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直接针对煤矿环境监管的规定较少，更多的是在整个矿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煤炭工业作为矿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也应适用这些规定。环境法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逐步建立了一系列关于矿业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其中《矿产资源法》对此做了原则性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环境污染。矿业环保遵循“污染者负担”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现行的主要制度有：1、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制度。《矿产资源规划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为使开发环保并重、提高利用率，设立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制度，对矿山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矿山开发利用的“三废”处理、矿山土地复垦与土地保护利用、矿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及矿区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进行统筹规划并保障实施。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首先应进行环评，在建过程中应实行“三同时”。《水土保持法》规定开办矿山企业必须遵循水土保持方案三同时制度。3、土地复垦制度。矿业环保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复垦。《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及《黄金矿山砂金生产土地复垦规定》中规定了“谁破坏、谁复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土地复垦原则，并要求开发者植树种草，恢复表土层和地表植被。4、矿产资源开发损害补偿制度。《矿产资源法》规定对他人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水法》规定开采矿藏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枯竭或地面塌陷，对他人造成损失的，采矿单位应采取补救措施，负责赔偿。另外其他法也有相关规定。5、 污染物集中处置及达标排放制度制度。《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企业污水达标排放进行了明确限制。对超标排放罚款，达标排放征收排污费，严禁有毒废水排放。除此之外，还包括基本农田保护、重大事故紧急处理、限期治理等制度，构成了我国较完善的矿业环保法律制度。
煤炭开采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加快矿山环境治理势在必行。但是在我国现行环保政策法规中，缺乏针对矿山环境保护特点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不利于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但是由于这些规定都是在整个矿业的角度来规定的，针对性不强，关于煤矿环境监管的规定是空白或者即使有规定也很原则，不具有操作性。同时由于我国矿业环境保护法的部门规章过多，各部门法之间缺少协调配套，由于规章效力等级较低限制导致法律的可实施性不强，同时法律调控机制多采行政机制，没有完全发挥市场作用。同时由于当时的条件，原《煤炭法》比较重视煤炭的生产，对于采煤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治理，却只是一笔带过，从而使人们对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治理重视不够。近两年虽然人们重视了，但由于无法可依，对采煤中的破坏环境行为仍难以有效遏制。在修改《煤炭法》的过程中要把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治理放到重要位置。因此，矿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这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三、如何监管
（一）建立采煤环境补偿机制
我们应该在已有法律条款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矿区环境的特点，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这一体系应覆盖矿区发展的全过程，对新上矿山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在采矿山的环境保护和报废矿山的环境重建以及如何推进环境补偿机制，都应给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尽快研究、制订煤炭开采对环境进行补偿新办法，加速改善矿山生态环境，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资金保障
环境治理和解决沉陷问题需要资金的保障。山西最近开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专门针对煤炭而征收的基金政策，开征煤炭价格基金是实现煤炭市场供求平衡、稳定煤炭市场价格的手段），并将该项基金专项用于山西省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如保护资源、环境治理、提高安全水平、解决沉陷问题和煤炭综合利用等方面，这种做法至少在环境治理上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
（三）预防为主
长期以来我们的做法是在造成环境破坏后才去治理，而不是预防环境侵害的发生。各个煤矿非要等到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才大量投入进行弥补而不是预防。各个企业在给煤炭定价时就应该把防范和治理环境的费用计算在其中。中国不能延续过去“环境无价，矿产品低价，制成品高价”的传统思路，否则这对中国将来环境及经济发展都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以上这些在《煤炭法》的修改过程中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对于采煤所造成的如此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原《煤炭法》规定：“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生态环境。”这一规定太原则、太模糊，致使一些企业采完煤一走了之，根本不管对采煤区造成的塌陷、水和大气造成污染。而我国现行环保政策法规中，也缺乏针对矿山环境保护特点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新《煤炭法》对新上矿山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在采矿山的环境保护和报废矿山的环境重建以及如何推进环境补偿机制，都应给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为解决矿山生态环保的难题，有关环保部门也应该建立健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长效监管机制，严格矿山开采准入制度；完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加强矿山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进一步明确矿区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建立多渠道投资机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资源忧患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矿山生态环境的舆论氛围。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规范目的
李红军法律研习网
摘要：本文从分析信赖、信赖利益的概念入手，论证了信赖是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规范目的，进而根据这一目的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和赔偿范围。
关键词：信赖 缔约过失责任 范围
一、信赖、信赖利益与缔约过失责任
1、信赖（reliance on promise）与信赖利益（reliance interest）；
何谓信赖？这个问题与信赖利益的概念一样令人迷惑，按信赖一词系“美国法所创建”[1]，因此，其基础含义只有在美国法所创建语境下才能比较得到正确理解。在美国法中，信赖乃是基于对允诺（promise）的一种期待态度，因而对允诺的违反使受允诺人感到“他被剥夺了一些属于他的东西”[2]。因此，信赖实际上涉及的只是一种期待，在这种期待中，并未涉及是否有损失的问题，在信赖中加入损失的问题，将混淆信赖与信赖利益的区别[3]。
关于“信赖利益”，自富勒发表了《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之后，引发讨论几十年，迄今难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按照王泽鉴先生的观点，“信赖利益者，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失，又称消极利益”[4]，与此种消极利益相对应的是积极利益，即所谓履行利益，指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有效成立，但因债务不履行而生之损失，富勒在《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称之为期待利益。这是一种因信赖而已经支出的既存利益。
根据前述界定，我们可以认为，信赖是产生信赖利益的前提，但此种利益不是指当事人因为信赖而获得了某种积极的收益，正相反，它特指当事人因信赖产生了相应的支出，包括财产上的和机会上的，只有在这种支出获得赔偿或补偿时，“在这种场合受保护的利益可以叫做信赖利益”[5]。
2、信赖、信赖利益与缔约过失责任
为什么我们要追究缔约过失者的责任？通说认为是因为缔约过失行为违反了先合同义务，而此种义务乃源于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6]。我们认为，这一答案只回答了一半，只是说明了缔约过失者应承担责任的法律和法理依据，而没有涉及“缔约过失责任”这一法律制度的规范目的，也就是没有回答责令缔约过失者承担责任所欲达到的法律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何在？
我们认为，这个目的是使受允诺者“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相同的处境”[7]，是对受允诺者因其信赖而支出的成本进行赔偿或补偿，这种赔偿或补偿即是信赖利益，置言之，责令缔约过失者承担责任是为了保护信赖。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乃是对受允诺人信赖的保护。
二、保护信赖的理由
缔约过失责任的目的在于对信赖进行保护，那么，一个社会需要耗费成本去保护此种心理的目的何在？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基于社会心理需求的制度供给；
既然信赖是一种 “善良的心理状态”[8]，而此种心理状态又“相对来说是千篇一律的”[9]，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全社会因此产生了“保护信赖”的普遍需求，法律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然应回应此种需求而提供制度供给，否则，大多数受允诺者都将因害怕遭受损失而失去对允诺的信心，进而威胁到整个合同制度的存在。
2、维护信用；
现代市场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流行语言谓之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最大功用在于消除现实产品和将来产品之间的时空间隔，从而极大地节约了交易的时间成本。如果任何交易都必须以实际存在的产品为标的，就会出现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低效率局面。而对允诺的信赖乃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信用，法律保护信赖也就保护了信用，保护了现代市场经济。
3、作为一种财产的信赖；
信赖与普通财产相比，具有某种相同的属性，即未来使用、收益的可能性，任何财产在不直接使用、收益时，都只是作为可能性存在，比如一辆汽车，对车主而言，在上车前，其作为财产能否提供驾驶运载的功能，仅仅是一种可能，同样，信赖可能带来的收益也是一种可能性，两者的差别只在于信赖的收益可能性得以实现需要更多的时间。
既然信赖本身具有作为财产而使用收益的可能性，法律作为保护公私财产安全的基本制度，必然应对信赖予以保护。
三、信赖保护与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赔偿范围
寻找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规范目的，其基本意义在于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及赔偿范围，从而为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行为法在适用上划清界限，以实现民法制度的内在和谐。
1、由于缔约过失责任系以保护信赖为规范，因此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必须以产生信赖作为边界，从而厘清并协调与侵权法的适用关系，实现民法制度的内在和谐。
关于侵权法与缔约过失责任在适用上的重叠与交叉，最经典的案例是德国1911年帝国最高法院关于顾客购买油布地毯被砸伤一案[10]。在该案中，法院以百货商店在契约缔结之际有过失为由，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案中，受害人既可以选择侵权赔偿，也可以选择缔约过失赔偿，因此侵权法和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发生竞合。[11]
浅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的司法认定
高爱军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下统称会计资料）是记录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的重要史料和证据。会计档案既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是记录和反映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开展经济业务活动的重要历史资料和证据。会计档案可以为国家或者单位提供比较详细、完整的经济、技术资料，对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具体经济部门的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正是基于会计档案的作用，我国《会计法》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对会计档案管理作了相应规定。1998年 8月 21日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发布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各单位必须加强对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会计档案的立卷、归档、保管、查阅和销毁等管理制度，保证会计档案妥善保管、有序存放、方便查阅，严防毁损、散失和泄密。1999年 10月 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各单位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妥善保管。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和销毁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有关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刑事处罚源于附属刑法的规定。1993年《会计法》第二十六条就涉及了此类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1999年《会计法》加大了对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罪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会计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还特别规定：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 79年刑法和修订后的97刑法对于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的犯罪行为没有《会计法》可以参照的刑罚条款。对于这种故意销毁会计档案的行为，一般只是根据《会计法》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即使情节严重应予刑事处罚，也只是在其已造成严重后果之后，作为犯罪情节、手段，分别以偷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贷款诈骗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追究刑事责任。无法从源头上、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鉴于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极大，因而，对于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严重违法行为本身，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动机，都需要作为单独犯罪而予以刑事处罚。因此，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一条明确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从而及时弥补了刑法典的疏漏，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为防范和惩处日益增多的涉及会计资料的严重违法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鉴于本罪的出台晚，不仅难见司法解释，即使学理解释也凤毛麟角。因此，本文拟从本罪的犯罪构成、罪数认定及证据标准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是指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的客体是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会计档案。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会计档案具体包括：（ 1 ）会计凭证类，包括原始凭证、记帐凭证、汇总凭证以及其他会计凭证；（ 2 ）会计账簿类，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固定资产卡片、辅助账簿以及其他会计账簿；（ 3 ）财务报告类，包括月度财务报告、季度财务报告、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报表、附表、附注及文字说明以及其他财务报告。《企业会计准则》第 57 条的规定，企业会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或者现金流量表）以及其他附表。（ 4 ）其他类，包括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银行对帐单，其他应当保存的会计核算专业资料，会计档案移交清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会计档案销毁清册等。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行为。
隐匿，是指故意隐藏的行为。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会计监督时，将应当提供出来接受检查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财务报告隐藏起来拒不提供，或者对应当提供社会监督的会计凭证、会计帖薄、会计财务报告隐藏起来拒不提供，都构成隐匿。故意销毁，是指将明知按照会计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或者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当存档或者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财务报告予以销毁的行为。对于何为情节严重，目前，刑法和《会计法》均未有明确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的隐匿、销毁会计资料案的立案追诉标准，结合我国查处会计犯罪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涉嫌下列情形者可视为情节严重：1、隐匿、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上述会计资料涉及的金额或者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利益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2、逃避依法查处而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3、隐匿、故意销毁行为导致上述会计资料丧失使用价值，致使无法查阅或者查而不明，虚实难辨的；4、采取纵火焚毁、诬陷嫁祸等恶劣手段实施隐匿、销毁上述会计资料行为的；5、虽经行政处罚但仍屡教不改、屡罚屡犯的，等等。
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根据《会计法》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可以对单位可以并处 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对其中的会计人员，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三）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实施这种犯罪的行为人一般是为了掩盖其违法犯罪行为，故意销毁证据和线索。过失不构成本罪。
（四）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亦可构成本罪。
需特别说明的是，不能因为该罪列在“妨碍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一节，就理解为限于公司、企业人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国家审计署的复字［２００２］３号的答复意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由此该罪的主体应为所有依《会计法》的规定办理会计事务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和个人。
二、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罪罪数的认定
在查处此类犯罪的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实施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往往与其他犯罪活动关系密切，牵连交错。因此，就很有必要对其罪数加以认定，以便在刑法定罪和刑罚适用上，科学地把握一罪与数罪的区别与处断原则。
（一）从立法宗旨来看，尽管79刑法和修订后的97刑法均未对本罪作出规定，但93年的《会计法》第二十六条、修订后的99年《会计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均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亦明确地将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规定为单独犯罪。同时，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也多是单独定罪处罚的。据此，笔者认为，如果将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以牵连犯或者吸收犯来定为一罪，实行从一重罪处罚，则与立法要旨不符。
（二）一般来说，行为人实施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不论是在实施其他犯罪之前还是之后，都只是为了防止罪行败露、逃避惩处，是行为人掩盖其他犯罪行为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实施其他犯罪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其他犯罪之间不具备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此外，隐匿、销毁会计资料行为虽与其他犯罪行为关系密切，甚至有可能处于同一犯罪过程，但并不是其他犯罪的必经阶段，而其他犯罪行为也不是隐匿、销毁会计资料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故也不存在吸收关系。因而，此类犯罪活动亦不宜作为牵连犯或者吸收犯来处罚，而应实行数罪并罚。
（三）在罪数认定的问题上，还有两种特殊情况值得引起注意：其一是法条竞合的问题，即对于刑法已明文将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资料认定为实施其他犯罪的手段，且前者的确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应依照刑法特别法条规定定罪处罚。例如，在查处偷税犯罪时，由于刑法第二O一条第一款已明确将“隐匿、擅自销毁会计账簿、记账凭证”认定为偷税犯罪的手段，如隐匿、销毁会计资料行为与偷税犯罪之间实际上具备刑法所规定的这种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则应按法条竞合原则，依照刑法第二O一条第一款特别法条规定，以偷税罪予以定处。其二是行为人为了实施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采用的手段又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时，则有可能涉及到按牵连犯来从一重罪处罚的问题。例如，行为人在采用纵火的手段来销毁会计资料的同时又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危害，由于纵火行为与销毁会计资料行为之间具备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故应按照牵连犯来予以定罪处罚。
三、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犯罪的证据标准
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犯罪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会计资料隐匿或者销毁，往往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共同犯罪可以有同案人供述予以佐证，单一犯罪则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从理论上讲，共犯同案被告人供述，无论是关于自己的犯罪供述，还是关于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供述，均为被告人供述，而非证人证言，依据《刑诉法》第四十六条“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之规定，要想使证据达到确实充分，只有做到证据补强，即有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而要想取得其他证据，以现在的财务管理水平，和目前的经侦手段，除非犯罪嫌疑人留下蛛丝马迹，否则应当说是项难度十分大的工作。因此，如果片面追求此罪名“精确性”，无疑会增加举证难度，使犯罪分子得不到惩罚。
既然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犯罪，取证如此之难，那么，是否可以从“不作为”之理论上来讨论这一问题呢？“不作为说”即违反义务说，笔者认为，“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犯罪”乃是一种不作为犯罪 ，根据有关法学理论，纯正的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由其他法律规定，而被刑法所认可的。因此不应当强调行为人采取了什么手段，只要有证据证明没有保管应当保管的会计资料，有没有保管的事实存在，在不能查清行为人是否采取了积极的行为的情况下，行为人只要有违背先行义务的事实，就构成本罪。基于 “不作为说”之理论，加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公诉案件并不完全由公诉人负举证责任。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负举证责任。但理论界、司法界除了认可此罪举证责任倒置以外，没有讨论过是否有其他罪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如持有型犯罪，这完全应算作是一种举证。但若说成是“举证责任倒置”，就偏面夸大了犯罪嫌疑人的举证责任。事实上主要举证责任还在公诉人。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负一定的举证责任。做为公司的主管和责任人员，根据《会计法》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以及税务机关对有关票证存根的管理要求，必须管好自己的帐目，这属于义务性规定，在遇到调查和侦查时，要拿出本公司应当保管的帐目，或要说明帐目的去向。如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理应保管的帐目，而案发后，当事人又既拿不出帐目，又说不出帐目的去向，或说明帐目的去向，经查证不属实的，就应当认为构成犯罪，若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以隐匿会计资料罪定罪处罚。如果能搜集得到诸如帐目碎片之类的证据，则应以销毁会计资料犯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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