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革委


山西省“三电”工作条例
山西省革委




现根据国务院国发〔1978〕2号文件《批转燃料、电力凭证定量供应办法的通知》精神，在一九七二年《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业务组“三电”暂行办法》的基础上，特制订本工作条例。
（一）组织领导
第一条 省、地、市、县都要成立领导组，有一名领导同志分管，吸收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定期研究和部署“三电”工作。
第二条 各级领导组下设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进行日常工作。暂定省五至七人，太原市二十五人，其它地、市七至十人，县、市三至七人。人员来源不另增加编制，由电业部门和工业局委厂矿企业抽调解决。各级电力调度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办公室工作。各工业局和水利部门要有
专人分管动力。
“三电”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计划任务，搞好综合平衡，制订和编报计划用电方案；发放电票，管理和考核用电指标；组织“三电”检查和竞赛活动，搞好群众管电；开展技术协作和技术革新，总结、交流、推广先进经验，表扬、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管电作用。各主管局要有一名主要领导干部分管“三电”工作，配备专职人员，组织所属各单位加强产品电耗管理，制订技术措施，完成节电任务，同时，要配合各级“三电”办公室，根据生产任务，及时商定、调整和考核所属各单位的用电指标，做到合
理使用电力，不超用电力。
第四条 大力推广三级管电的经验。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成立“三电”组织，重点厂矿必须成立“三电”领导组，由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副主任）担任组长，吸收计划、生产、动力等职能部门参加，下设办公室，配备必需的工作人员。车间也要设“三电”小组和工作人员，班组应有
管电员。要逐月统计、分析并上报有关电耗和用电资料，做到用电有人管，使用有计划，消耗有定额，考核有制度。
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可结合机电管理组织设立管电小组和管电员。公社根据县“三电”领导组的安排，负责分配、调整和考核各大队的用电指标，报送用电资料，做到增产节电。农村电气化和五小工业较发达的社队以及灌溉区，要尽快建立健全电耗考核制度。
（二）计划用电
第五条 计划用电应贯彻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和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不违农时的原则。做到有保有调，保调结合。对于广播、通讯、报社、国防军工、钢铁煤炭、铁路枢纽、化肥和农业灌溉等用电应优先保证。所谓保证重点，是保证重点产品及生产这些产品的主要工
艺流程的用电，不是保证全部用电。
第六条 实行凭证供电制。从一九七八年二季度开始，所有工矿、企业、事业、人民公社、机关、部队各单位用电负荷在三百千瓦及以上的，都要实行“四定”电证，即定电量、定电力负荷、定用电单耗、定用电时间；用电负荷在三百千瓦以下的，或者虽然超过三百千瓦，但暂时不能
“四定”的，都要实行“两定”电证，即定电量、定用电时间，并由当地“三电”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限期做到“四定”。
生产企业的电证，根据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按照重新核定的电力消耗定额制定。非生产单位的电证，参照历史用电情况，本着节约的原则制定。一般情况，要求做到增产不增电，最好做到增产又节电。
第七条 电证的申请和发放。
各地区、各部门要每年由工交部门组织“三电”办公室和有关业务局，对用电单位进行一次用电大普查，查清供电设备，查清用电性质，查清负荷大小，查清浪费电力和非法用电，查清用电单耗上升原因，这是实行凭证供电的基础。
各用电单位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总结“三电”工作，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生产任务和耗电定额，编制年度分季的用电计划，于十一月底以前报各级供电局。各地、市应于年度前二十天汇总报省。每个季度，由用电单位于季前二十天，提出季度分月的用电计划，各地、市于季
前十五天汇总报省。
电业局每季编制电力分配计划，经领导组批准下达。地、市、县供电局根据省的电力分配计划逐级下达用电指标，按季发放电证。
中央国营、省营重点企业以及重要的国防军工单位的电证，由省主管部门和电业局共同商定，报省“三电”办公室批准后下达执行。
凡属跨行政区域供电或转供电的用电单位，应按隶属关系申请电证，将用电指标转给负责供电的供电部门和转供电单位，并抄知电力调度部门，共同监督使用。
第八条 电证使用情况的考核。
鉴于用电单位都分布在市、县，电证使用情况的考核以市、县供电局为主进行。
用电负荷在一千千瓦以上和专线供电的单位，实行时统计、日考核，每日上午将前一天的用电量和每小时的负荷报当地电力调度部门。
用电负荷在三百千瓦以上至一千千瓦的单位，实行日统计、日考核，每日上午将前一天的用电量和高峰、低谷时间的负荷报当地供电局、电力调度部门和线路管理委员会（简称线管会）。
用电负荷在三百千瓦以下的单位，实行月统计、月考核，每月一日将上月用电量报当地供电局、电力调度部门和线管会。
市、县供电局和电力调度部门应将当日、当月用电情况加以汇总，逐级上报。
在电证使用过程中，如发现弄虚作假，私用电，欠交电费以及严重不安全等情况，供电局有权撤销其电证。根据情节轻重，报请当地“三电”办公室和用电单位予以处理。
第九条 在发放电证时，要结合当地情况，大力推广行之有效的调荷节电经验。
公休日轮休：对有公休日的厂矿企业，要在每周星期一至星期六轮流安排休息，平衡用电负荷。在公休日，一般不供给生产用电。连续生产企业中有公休日的，也要实行轮休。
避峰用电：凡属不连续运转的设备，如铸钢电炉、坑下水泵、电锤、热处理电炉、生熟料磨、打浆机、电焊机、生活用水泵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都要避开电网早晚高峰用电；一班制生产的厂矿企业和车间，也要轮流上一周白班一周夜班；两班制生产和农业排灌要避开电网一个高峰用
电。大力提倡并鼓励在电网低谷时间用电，高峰与低谷时间都要使电网保持合格周波运行。
加强联系：大型用电设备（如电弧炼钢炉、电石炉，矽铁炉等）的开停，要与电力调度部门签订协议，取得同意后进行。
第十条 严格用电纪律。电证规定的各用电指标，对于生产企业和全民所有制单位就是国家考核的经济指标；对于非生产单位就是改进管理工作的一项指标，同样进行考核上报。每个生产企业目前实际消耗仍然高于历史较好水平的，一定要努力降下来；已经达到的，要创造新成绩；消
耗降不下来，高于定额的，要检查原因，追究责任。达不到定额的要限期达到，并且不能评为先进式企业，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准超指标用电。凡超用者，必须实行今超明还的原则。否则，电力调度部门实行拉闸限电，有关主管部门和主管业务上级不得干涉，并要追究超用电的责任
。由于电网故障紧急限电而少供的电量，在电网出力好转时，要有计划的补供。
第十一条 坚持团结治网，稳定用电纪律，逐步做到限电不拉闸，拉户不拉线。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各发供电企业要努力做到安全、满发、少用、多供，带头把自用电和线路损失降下来。
2、电力调度部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心指挥，耐心说服，严格纪律，不得借故非法拉闸。一般情况下，对超指标用电的地区和单位，先通知自行限电，各用电单位或线管会应自觉主动限制超用。半小时后仍超用的，或者危及电网安全的，可按拉闸序位限电。各地区和单位要顾? 缶郑拥缌Φ鞫鹊闹富印? 3、各厂矿企业要从战备的需要出发，迅速做到用电“四分开”，即保安用电与主要生产用电分开，主要生产用电与辅助生产用电分开，生产用电与生活用电分开，食堂、医院、广播、影院用电与生活照明用电分开。这样，就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有保有舍，确保重点。
4、积极安装电力定量器。用电负荷在一千千瓦以上的单位要首先安装，这是准确使用电证的有效工具。各厂矿企业在“四分开”的基础上，制定出高峰限电序位表，由各级电力调度部门掌握，在高峰时为确保电网安全，电力调度部门有权直接按高峰限电序位指挥限电，用电单位的调? 任扌柘蛏霞肚胧径α⒓粗葱小? 用电负荷在三百千瓦以下的单位，也要逐步安装电力定量器。目前主要是发挥线管会的作用，严格控制用电指标，必要时，配合电力调度部门进行限电，限户不拉线。为此，要配置通讯设备，每日六至二十二时要有人值班。
5、对于实行计划用电必需的物资器材，如电力定量器、导线、电杆、经济灯、光电控制器、无功补赏设备自动调整器、瓦特表、周波表、电度表、小灯泡等，工交和计划部门要积极组织生产，保证供应。
（三）群众管电
第十二条 由同一条公用线路供电的用户组织起来的线管会，是近几年来群众创造的专群结合管电的好形式。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用电单位互相监督、互相帮助，落实按指标用电和节约用电。各地要结合具体情况认真推广。
第十三条 线管会由用电量较大的五至七个委员单位组成，选举一名主任委员单位，由该单位生产副主任担任线路长。线管会下设办公室，由各委员单位派出中层干部定期轮流主持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五至七名，由线管会推荐政治思想好、组织能力强、有一定技术水
平的工人或技术人员，报“三电”领导组批准，每半年轮换一至二人。线管会的办公费用，按每人每月五角开支。工作人员夜间工作补助费，按每人每月三元发给，均由电业部门报销，但必须严格控制。线管会工作人员在原单位应享受的一切劳保福利待遇，应由原单位负责发给，遇有调资
、评级，由线管会、“三电”办公室介绍工作情况提出建议，原单位负责评议批准。
第十四条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管好电，用好电，经常开展“三电”检查和用电普查，各地、市要成立“三电”检查团，各县（市）成立分团，由“三电”领导组组长兼任团长或分团长。每个厂矿企业要选拔一至三名工人或技术人员参加检查团或分团，报当地“三电”办公室备案，发给
证件。“三电”检查团是一个群众性的、不脱产的常设机构，其成员要协助本单位搞好“三电”工作，并参加当地的“三电”活动。
（四）节约用电
第十五条 生产企业要充分发动群众，大搞“三改一革”（改革设备，改革工艺，改进操作和技术革新），推广行之有效的节电经验，建立健全用电单耗的统计考核制度，不断降低单位产品耗电量。今后下达生产计划、用电指标时也下达节电任务，同时完成并考核。凡是国家规定的考
核产品，今年节电都要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赶超国内先进水平。
第十六条 各地区、各单位对高低压网络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一般配电变压器不低于百分之七十，电动机不低于百分之八十。要大力挖掘无功设备潜力，提高用电力率，一般新建企业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原有企业必须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一年后要
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步电动机要经常保持满励磁或进相运行，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要实现同步化。
第十七条 大力压缩非生产用电。坚决消灭常明灯、大灯泡，严格控制灯光球场照明，宣传广告灯除节日外，一律停止使用。生活用电也要逐步实现凭票定量供电。厂矿、企业、机关、部队、院校等家属宿舍按面积定灯泡光数，并尽快实现生活用电单独装表，限期取消包费、包电制度
。要大力推广光电控制器和经济灯，节约照明用电。
第十八条 坚定取缔生活用电炉。凡做饭、取暖、烧水用电炉者，除按电炉容量每天以六小时计算追收三个月的电费外，还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分。商业部门要实行凭证供应医药、生产用电炉；须经“三电”办公室签证同意方可购买。
（五）群众办电
第十九条 凡有余热资源的单位，要发动群众大办余热发电，有余汽的要大办背压机组发电。凡有中、小水力资源的地区，要大力发展中、小水电。我省煤炭资源丰富，凡有小煤窑的地区，要大力发展小火电。要鼓励用电单位和中小水电、小火电向电网输送无功电量，电业部门应付给
无功电费。
第二十条 厂矿企业自备电厂和地区自筹资金自办电厂，装机容量在六千千瓦以下的，不应纳入计划分配，也可以不并网，由厂矿企业和地方自用。为鼓励群众办好小火电、小水电，电网分配的用电指标，不应低于办电前的水平，优先满足其用电需要。



1978年1月1日
【摘要】知情同意权是医患关系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权利。目前，因医师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医疗纠纷已开始引起我国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广泛查阅中外文献资料，并积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并希望能够对指导审判实践，促进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知情同意权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知情同意权规则在美国历经雏形到基本成型的过程，发展轨迹与判例紧密相关。而立法肇始于《纽伦堡法典》，后经《赫尔辛基宣言》不段完善发展。在人权和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制定完成了《患者自己决定法》。我国知情同意规则立法一直带有行政化色彩且规定各异，直至《侵权责任法》的颁布，知情同意规则才趋于统一。第二部分从契约法和侵权法两个角度探求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从契约法的角度观之，美国法认为基于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等情形下缔结的合同可能显失公平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乃是侵权责任，所以美国法主张以侵权法对知情同意权进行保护。德国法对医师说明义务的考量并非是以自主决定权为其基础，而是在不同的责任体系下考察医师说明义务的责任基础。从侵权法角度观之，美国侵权法下知情同意理论的发展呈现为从同意到知情同意，从故意到过失侵权两条主线。德国侵权行为法认为告知说明义务的违反，不同于医疗错误，责任基础在于医疗的侵袭行为欠缺阻却违法事由，根据其理论基础之不同，可以分为身体侵害行为说和人格权侵害说。以更好保护患者权益的角度，本文主张以侵权法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更佳。第三部分以医师说明义务为视角诠释知情同意权，包括说明义务的主体、说明义务的对象、说明义务的形式、说明义务的标准、说明义务的免除，从另一侧面诠释了知情同意权的内涵。第四部分从损害的理论学说出发，阐述损害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对侵害知情同意的损害及其赔偿进行阐述。本文主张损害事实说，对侵害知情同意权进行全额赔偿，不仅包括侵害自主决定权的慰藉费，还包括具有因果关系的其他损害。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财产损害以及最佳治疗时机和最佳治疗方案的损害。
【英文摘要】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is the most basic and most central right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urrently, medical disputes on informed consent have begun to rise great concern in the domain of civil law theorist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widely read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ocuments and learning from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following aspects, and wish to guide trial practice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I, firstly, we clarify the history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basic shape to matu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is showed that it is highly related to cases. The legisl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originated from the "Nuremberg Code" and subsequently "Helsinki Declaration" supplemented content of it. Owing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sumer movement, the United States worked out a "patient to decide law." However, in our country, rules of informed consent have been provided with the color of administration and its rules are in chaos. Until the "Tort Liability Act" was enacted, the rules tend to unity.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law, American law argues that the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shall be applied by tort law. German law studies the basis of informed consent in different system of oblig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rt law,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U.S. tort theory presented the two main lines. German tort law argues that breach of the obligation to disclose is different from medical errors, liability is based on the lack of negates subject of the illegal,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violations of body and personality rights. The third part explains the implic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of doctor, including subject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object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form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standard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and exemption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Part IV studies damage theory and conclude the implication of damage. on the basis of damages, we describe the damage of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damage. The paper adopts damage fact theory and shall make full compensation for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including physical damages, mental damages, damages to property and the best timing of treatment and the best treatment damages.
【关键词】契约法上的知情同意权；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权；说明义务；损害赔偿
【英文关键词】Informed consent on contract law, Informed consent on tort law, Obligation to disclose, Damage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 、 知情同意权的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权发端于美国，通过判例逐步确立知情同意规则，而立法过程肇始于《纽伦堡法典》，判例和立法两条主线可以清晰呈现知情同意规则的形成过程。该部分以判例和立法两个角度对知情同意权进行阐释。

　　(一)知情同意权的判例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是舶来品，源自于英美法。英国关于“知情同意”的首次报道案例出现于1767年的Slater v．Baker＆Stapel-ton。在该案中，外科医生被控告未经患者同意对其进行骨折愈合。法院认为，在实施手术前取得患者的同意是“外科医生之惯例和法则（the usage and law of surgeons)”。这一事件标志着社会成员开始关注医疗合理与非合理、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界限。

　　美国关于知情同意纠纷最早的案例是1905年Mohr v．williams和1906年的Pratt v．Davis案。第一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未经患者同意的手术行为至少在技术上相当于实施了身体侵害。第二个案件中，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认为，原告把她自己置于被告的照管之下，被告没有得到原告的同意或授权，不能移走她的子宫。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智力正常，和患者讨论他的病情不会给患者带来危险的结果，并且没有紧急情况存在时，获得患者对手术的同意是必须的，否则就是对患者人身的侵犯。

　　1914年的Schloendorff v．The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案，医院未经患者的明确同意而将肿瘤切除，该案的Cardozo法官肯定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认为“每一个成年的且心智健全的人均有决定如何处置其自身身体的权利；外科医生如果没有患者的同意便实施手术，则构成暴行，该医生应对其损害负责。这一原则应被坚持，除非存在患者意识不清和获取同意前有必要进行手术的紧急情形”，即使从医学观点而言系有益之治疗，患者具有保护自己身体不受侵犯之权利，侵害该权利即是对身体之侵害（暴行），因而发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时期同意在形式上只要求口头即可，医生口述患者的医疗信息，患者口头答应，并没有要求书面化。

　　从英美前期发生案例可以看出：首先，知情同意权是以身体权的名义进行保护的，未获得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视为对患者身体权的侵犯，知情同意权未获得独立的权利进行保护；其次，赋予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目的不在于对患者人格、尊严或个性化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使患者与医生合作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再次，知情同意形式上只要求口头即可，这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有关。

　　20世纪中叶的Salgo v. Leland Stanford Jr.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案（1957年），首次使用了“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这一创新概念。该案中，一位50岁的男性患者Martin Salgo的外科医生，因怀疑患者腹部主动脉阻塞而建议使用主动脉造影技术，以确定阻塞的准确位置。检查过程中需要注射造影剂。该种检查在当地当时并没有作为一个常规检查而广泛使用。结果，因从背部向大动脉注射造影剂而导致了患者双下肢永久性瘫痪。这一不良后果，尽管被认为是一项少见的并发症，却是这一检查的固有风险。患者抱怨医生未将这一风险告诉他，医生也承认其没有向患者告知这一风险。虽然这种检查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但是患者及其家属，由于医院和医生未提供任何情况说明，所以对于这一检查可能带来的风险完全出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虽然上述这一并发症出现几率非常小，但即使在当时，也不能改变其固有风险的性质，不能说医学对此处于未知状态。该案中，美国加州上诉法院Bray法官认为，如果医生未能将患者就所建议的治疗方案做出明智的同意所依赖的、必需的任何事实告知患者的话，他就违反了对患者的义务，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医生必须将患者的利益置于首位，认识到患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是重要的，在某些情形下是至关重要的。在讨论风险因素时，必须运用一定的自由裁量，这一自由裁量应与做出知情同意所需事实的充分披露相一致。

　　Salgo案在美国知情同意规则的构建史上意义在于，知情同意并不是仅仅是同意，医师负有向患者说明的义务，只有在患者得到医师充分说明基础上作出的同意才是有效的同意。自此知情和同意合二为一，知情同意权向纵深发展，知情同意规则基本成型。该案判决不但为美国其他各州所接受，并“输出”到国外,使得“Informed Consent”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二)知情同意权的立法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权立法的形成，最早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制定的《纽伦堡法典》。大战期间各国所进行的人体实验的恶行被揭发，普通民众对医师的权威不再尊重，父权医疗观念开始瓦解。《纽伦堡法典》第一条明确揭示：“以人体为试验对象时，事先征得受试人志愿同意，乃绝对必要的条件，亦即，受试人必须具有行使同意权的法律权利，必须处在没有任何强迫、利诱、诈欺、虚伪、哄骗，或其他将来有强制、威胁意义的形式介入，而能够自由运用其选择权的情况下作决定的；尚须受试人对于所涉及的主题内容，具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使其能做明智的抉择。”此不仅确立自我决定权的原则，且对患者尊重与人权保障之观念，立即影响欧美诸国医界。

　　自纽伦堡规则问世之后，医学伦理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西方医学界认为有必要制定更全面人体试验的指导准则。1953年世界医学会医疗伦理学委员会开始研究与人体试验相关的伦理问题，当时的构想是在由法官制定并作为审判用途的纽伦堡规则之外，建立一套由医师设计，用以规范医师的专业准则。1964年，世界医师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第1、2条明确揭示：世界医学会制定赫尔辛基宣言，作为医师及医学研究人员进行人体试验时的伦理指导规则。1975年第29届医师会作出了大幅修改，并将“知情同意”明确规定于宣言中。2008年10月世界医学会在韩国首尔召开第59届世界医学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修正案，这是该宣言自1964年制定以来第六次修订。赫尔辛基宣言不仅继承了纽伦堡规则重视人体试验受试者权益的精神，针对告知后同意原则的部分，赫尔辛基宣言更是直接采用了告知后同意的字眼，并对告知后同意的内容作了更详细的规范。

　　1972年11月17日，美国医院协会发表了《病人权利宣言》，列举了总计12条病人权利，其中的9条都涉及患者知情同意权利，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利所涉及的内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包括：患者对医院和医师的情况有了解的权利，医师负有就症状、治疗方案等与患者有关的治疗信息对患者进行详细说明的义务，患者对治疗方案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患者对医疗费用有审查的权利等。

　　1973年，在美国人权运动、消费者权利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医院协会通过了《患者权利法案》，承认“患者就与疾病有关的诊断、治疗、预测及危险性等信息，享有知情权，对于看护、治疗有接受权或拒绝权。在被充分告知后，有亲自判断利害得失之自我决定权。”1974年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以法律形式颁布了《病人权利》。1990年，美国制订完成《患者自己决定法》。

　　我国关于知情同意权的立法在《侵权责任法》之前主要包含在《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家长式医患关系模式占主导地位，知情同意理论并未受到重视。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医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医疗事故和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规定了损害赔偿，但对于侵害知情同意权损害赔偿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混乱，同案不同判。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颁布，该法第55条明文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无疑统一了知情同意权规则，重申了“知情同意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在我国医疗侵权法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东西方知情同意规则的立法史可以看出，《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知情同意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人体试验中受试人员的权利，并不是针对患者而言的。《赫尔辛基宣言》2008年修正中对知情同意作出详细规范，将“知情同意”明确规定于宣言中。美国在人权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关注知情同意权并制定完成《患者自己决定法》。我国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显示出渐进式进程，起初的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体现出强烈的卫生行政管理色彩，为强化对卫生机构的管理赋予医疗机构负有说明义务，因此立法目的不是保护患者的权利，而是强化对卫生的监督管理。《侵权责任法》以权利和利益的救济为其首要功能，其颁布实施对知情同意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二 、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

　　侵害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患者既可以选择违约诉讼也可以选择侵权诉讼，体现为请求权的竞合,其请求权基础分别为契约法和侵权法,因此知情同意权理论可以从契约法和侵权法两个角度探求学理基础。该部分试从契约和侵权两个角度以美国法和德国法为蓝本探求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

　　(一)契约法上的知情同意权

　　美国医师说明义务是基于患者自主决定权而发展出来的知情同意，其大多规范在侵权法中而与契约法无关。从表面上看患者与医师对治疗事项达成合意订立一个医疗契约，而契约基本精神在于意思自治、反对国家介入等也正好与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的精神相符，以契约法来规范说明义务较之侵权法更符合对自主权的尊重。但美国未用契约法规范知情同意权理由如下：首先，在1957年以前，医疗契约常被提出作为医疗行为得到患者同意的证据。但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医患之间呈现出医疗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因此医患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以契约来规范可能会显失公平。其次，从契约法角度来看，如果患者是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下订立的契约，此同意不能产同意的效力，因此医疗契约并不能成立。于契约不成立的情形下医师的说明义务是先于契约而存在而非契约义务，此种义务是先契约义务。医师之告知义务是契约成立的先决条件，而非由契约而生之义务。违反先契约义务适用于缔约过失制度。缔约过失责任是一个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并列的民事责任形式，所保护的是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而不是合同法的责任，直接适用侵权法即可。

　　综上所述，基于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等情形下缔结的合同没有达到有效的同意而无效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乃是侵权责任，所以美国法主张以侵权法对知情同意权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