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不足及配套制度建构

李旺城、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101300）

【内容摘要】 新《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在打击腐败分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存在着立法上的不足并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且该罪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配套制度方面，也需要加快工作的步伐。只有从立法与制度这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和落实，才能使该罪更加有效地打击贪污腐败分子，为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立法完善 制度建构 反腐败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深化，使得整个社会处于转型这一不确定的时期，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攀比之风日渐盛行，整个社会的反腐倡廉呼声也日益高涨，这些引起了全国人大、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截堵性条款对腐败分子给予法律上的制裁。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截堵性条款暴露出功利立法上的考虑不周和前置制度建设上的不健全，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一步完善，从而使该罪更贴近打击腐败分子的实践。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状
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的超过合法的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1]。该条款的设立是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现象日益严重，少数国家政府官员聚敛财富而司法机关限于实际情况难以查明其真实来源而采取的立法措施。它的制定有力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弥补了我国反贪立法的漏洞，是“从严治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腐败的利锐武器”[2]。
但是，综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这把“利锐武器”似乎并不锐利，甚至它成为一些贪官们的“避风港”和“保护伞”，如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胡继美夫妇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肖、胡二人不明财产达2000多万，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法定刑只有5年，肖、胡二人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判无期徒刑，在明文规定的条文面前“全身而退”。对这种情况，有人认为办案者审查不彻底，执行的是“穷寇勿追”战略；有人则直截了当地批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效果，客观上为腐败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兜底条款[3]。同时，该罪在实践中倍受指责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即自设立以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却从来没有单独适用过，反而成了贪污罪、贿赂罪的附带罪名，甚至是各别地方贪污腐败分子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这给依法执法带来了诸多责难。总之，其罪中构成要件的独立性与实践上的附随性冲突，这两对矛盾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陷于十分尴尬的处境。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予以规定的。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刑法》,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在第395条第1款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差额予以追缴。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似乎就成了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一项附带罪名,极少有单纯因被查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依此罪定刑的。实际上,一些腐败分子正在获取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轻缓刑罚的“好处”：无论贪污受贿多少，只要不留下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最终即使巨额财产被发现，也只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松受罚。因此，对于该罪无论在立法完善上还是在司法制度中都存在着问题。
（一）从该条款的犯罪主体来看。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那些已经卸任、退休的原国家工作人员即使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却也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该罪特殊的犯罪主体限制了它的法律威力的实施。因此，我们应当对该罪的犯罪主体加以重新界定，在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规定：(1)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称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4]。它明确地规定了无论是现任的还是曾任的政府雇员，只要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刑罚。仿照这样规定我国的刑法第395条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有效、切实地开展下去，才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和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与国际的司法规范接轨。所以，笔者建议将下列人员纳入该罪的特殊主体：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者负责人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从事检察、审判工作的检察官、法官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公安、财政、工商、税务、海关等国家行政机关所有公务员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政府派出机构中从事国家公务的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以此实现我国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抛弃该罪所具有的功利主义倾向。
（二）从该条款的客观特征来看。第一，该条款中“可以责令说明来源”存在逻辑不严的毛病。当前，理论界对该罪的客观特征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持有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拥有超过合法收入且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另一种是不作为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不能说明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5]。笔者认为，持有说将“可以责令说明来源”看作是该罪的程序性条件，而不作为说将其理解为实质性的核心条件。因为刑法是解决实体法的法律而非程序法，它不会越俎代庖的规定司法程序问题，所以不作为说应当更接近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既然不作为说更符合刑法的立法取向，那么“可以”二字便是立法者在立法上的有意疏漏。全面理解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实际上它隐含了司法机关必须责令犯罪嫌疑人说明其财产的来源，而不是可以责令其说明也可以责令其不说明。实际上，该罪是对犯罪嫌疑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不作财产合法来源说明的不作为行为进行的法律惩罚，而不是对拥有巨额财产的持有行为进行的惩罚。所以，这种说明义务已经由刑法本身所设立，在这里应当将“可以”改为“应当”更符合刑法的逻辑严格性的要求。第二，对于该条款中的“不能说明”在理解上容易出现偏差。笔者认为，对“不能说明”应作限制性的解释。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能作以说明”，只不过这种说明大多是莫须有的、无从考证的和隐匿实情的。如将财产来源说成是外国远亲赠与的或从已死亡的亲属那里继承的，对此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其无，亦不能证明其有，如果以这种不能考证形式而作的说明作为法律上所要求的“合法说明”的话，这就有可能使一些“蛀虫”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明显是有悖于立法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刑法》395条第1款所要求的“说明”予以特别限制，即应当是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说明的。为了消除这种法律理解上的偏颇，我们建议将“不能说明”改成“拒不说明或做虚假、无据说明”，这样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协调、统一。
（三）从该条款的法定刑来看。第一，由于该罪的法定刑较轻，使之可能成为司法腐败的源泉和集体腐败分子的“保护伞”，它不利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不符合刑法中的罪责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例如，一些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与腐败势力狼狈为奸，放弃对腐败案件中的巨额财产来源的追究，而简单的以本罪结案，结果是遏制了一种腐败却滋生了另一种腐败。第二，本罪缺乏附加刑，仅追缴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而不附加罚金，容易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功能[6]。所以，对于本罪的法定刑笔者建议引入罚金制，同时根据当地的年人均收入和犯罪人的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差额部分的比例来确定法定刑。例如，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综上所述，通过对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上的分析，笔者建议对《刑法》第395条第一款[7]作如下表述：任何公民，如属国家工作人员或曾属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应当责令说明来源。本人拒不说明来源或作虚假、无据说明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制度完善
针对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的众多不足和在司法实践上的尴尬处境，我们除了应当从法治上加以完善以外，更应当从制度上加大建设的步伐，使之从多方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加以遏制，从而更好的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从制度上主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进一步践行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4.30)、《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3.24)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4.30)，建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和离任审查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管之下，防止当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同时，与这一制度相配套的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监督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申报的材料进行系统化、透明化的管理防止监督机构的“护短”行为和集体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国务院直属的审计署来对相应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从而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建设完善。
第二，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幻想彻底的破灭[8]。
第三，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报、纪检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内、社会舆论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报渠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
总之，只有科学合理地建设好我国的财产申报和金融监管制度，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的制约机制相结合，把反腐败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系统的综合工程来抓好、落实到位，才能开创我国反腐败工作高效、灵活的新局面。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政府


南昌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我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出让行为，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我市从事房地产开发、商业、旅游、娱乐、金融等经营性项目的，应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确实不能采用招标、拍卖方式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三条南昌市土地管理局主管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招标、拍卖工作，并依法组织实施南昌市城市规划区内（含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旅游开发区）的土地招标、拍卖工作。

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安义县、湾里区土地管理局分别依法组织实施南昌市城市规划区外各自行政区域内的土地招标、拍卖工作。

各级政府计划、规划、建设、财政、国资、房产等部门应按各自职责范围，协同做好土地招标、拍卖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符合下列条件的，应采取拍卖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1、以获取最高出让金为主要目的，以出价最高为条件确定受让人的；

2、对土地使用者资格没有特别限制，一般单位和个人均可能有受让意向的；

3、土地用途无特别限制及要求的。

第五条不具备拍卖条件，但符合下列条件的，应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1、除获取较高出让金外，还具有其他综合目标或特定的社会、公益建设条件并明确具体政策的；

2、土地用途受一定限制，仅少数单位或个人可能有受让意向的。

对土地使用者有资格限制或特别要求的，可对符合条件的用地申请者进行邀请招标。

第六条土地招标、拍卖工作应有计划、有步骤进行，要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土地管理部门应依据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年度土地出让计划，会同计划、建设、房产、规划等有关部门拟订具体的土地出让方案。

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包括出让地块的面积、位置、界址、用途、出让年限、建设规划要求、出让底价、出让方式等内容。

拟订的出让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七条土地招标、拍卖的出让底价应经有地价评估资质的机构，按国家和省规定程序评估，经土地管理部门确认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举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活动，土地管理部门应提前发出公告，公布竞投（买）的时间、地点、地块，并向竞投（买）人提供拟招标拍卖地块的有关资料（包括面积、位置、用途、开发程序、规划要求、土地使用年限及有关规定，竞投（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和竞投（买）的规则等），并接受咨询。

第九条招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程序：

1、发布招标公告。由土地管理部门于开标之日前30日将招标地块信息向社会公布。公开招标采用公告形式，邀请招标采用向有关单位（个人）发送招标通知书形式。

2、投标人报名并提供资格身份证明文件。资格身份证明文件包括企业注册证明及资质等级证书，主要开发经历，资金或财务资信等。

3、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对投标人资格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投标人领取有关招标文件并交付保证金。

4、投标。投标单位编制标书，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密封的标书投入指定标箱。

5、开标。邀请各投标单位及有关部门人员召开开标会议，宣布评标办法，现场当众启封验标、宣读标书并宣布标底。

投标人有权要求查询开标记录及附件。

6、评标、决标。评标小组可以选用下列方法确定中标人：

①出价最高者；

②依据竞投出价，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期限及开发建设方案等要素，评出综合得分，最高得分者为中标人。

7、向中标人发出书面中标通知书。

8、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日期内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9、中标人按合同约定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依法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土地使用证。

第十条所有竞投人报出的最高地价均低于出让底价，或达不到招标条件要求的，组织招标的土地管理部门可以宣布终止该宗地的招标工作。

第十一条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程序：

1、发布拍卖公告。土地管理部门在公开拍卖土地日之前30日内发布拍卖公告。

2、参加竞买人报名、索取有关文件，并按规定提交有关资格身份证明。

3、按照拍卖文件要求对竞买人资格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交付保证金，发给竞买资格证书和统一编号的应价牌。

4、在约定时间、地点按以下程序公开拍卖：

⑴主持人简介拍卖土地位置、面积、用途、规划要求及其他有关事项；

⑵公布拍卖起叫价；

⑶竞买人按规定方式竞价，最后应价者即为买受人；

⑷主持人宣布拍卖地块买受人，土地管理部门当即与买受人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

5、买受人在规定时间内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规定期限付清地价款后，领取土地使用证书。

第十二条中标人或买受人可凭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有关手续。

中标人或买受人应严格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不得擅自更改，违者依法查处。

第十三条中标人或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可抵作等额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不计息）。

其它竞投（买）人所交保证金由土地管理部门在招标或拍卖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不计息）。

竞投（买）人所交保证金应存入财政专户。

第十四条土地招标、拍卖成交后，中标人或买受人不按规定时间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在二年内不得申请竞投（买）土地。该地块由土地管理部门重新组织出让。

第十五条中标人或买受人未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可依法解除合同，已交付的定金不予退还，将土地使用权连同地上已建房屋等不动产无偿收归政府，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出让方未按合同要求提供出让土地的，中标人、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双倍返还定金，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六条土地招标、拍卖活动应遵循依法、公平、公正、择优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并接受社会和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七条竞投（买）人应了解招标、拍卖地块的有关情况，并依法参与，不得弄虚作假或串通应价。

第十八条外地企业、单位、个人来我市投资，参加土地使用权竞投（买）的，前十位中标人或买受人，按下述办法给予优惠：

年度内第一位在昌北新城区购地开发的外来投资者，其竞投（买）价高出底价部分的90%予以返还，其后的依次按递减10%的比例返还，第九和第十位外来投资者竞投（买）价高出底价部分的10%返还。

年度内第一位在昌南老城区购地开发的外来投资者，其竞投（买）价高出底价部分的70%予以返还，其后的依次按递减10%的比例返还，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位外来投资者竞投（买）价高出底价部分的10%返还。

第十九条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对下级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招标、拍卖工作进行监督，对不符合规范的土地招标、拍卖工作应予以纠正；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土地招标、拍卖工作经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宣布其土地招标、拍卖结果无效，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人承担赔偿。

第二十条政府工作人员在土地招标、拍卖工作中，泄露秘密、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按有关规定给予惩处；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由南昌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我市以前制定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

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1年8月13日